商洛日報（文/劉丹影 圖/王 璐）日本侵華戰爭不但給中國人民造成了極大的傷害，也殃及到了自己的國家，使許多家庭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骨肉分離。流落到商洛山中的3個日本女人沖田美智子、山本代小子、水崎秀子，便是這許多家庭中的代表。好在商洛山以其博大的胸懷接納了她們，使她們享受到了中國大家庭的溫暖。她們是怎樣來到中國的？又是怎樣來到商洛山的？她們在商洛山生活得怎樣？帶著這一個個疑問，筆者開始了漫長的尋找——

　　鳳冠山下的山本代小子
　　2013年盛夏的一天上午，我正在家里與從西安回丹鳳避暑的父親聊天，突然接到朋友商石先生的電話，問我啥時去竹林關采訪日本女人水崎秀子。我說正值盛夏，往后推推吧。父親問我啥事，我說了事情的原委，沒想到父親卻說，20多年前，他就采訪過水崎秀子。他還說在商洛山里除了水崎秀子外，還居住著兩位日本女人，一個叫沖田美智子，居住在洛南的麻坪鎮；一個叫山本代小子，就居住在丹鳳的龍駒寨。不過這兩位日本女人都過早地離開了人世，至死都沒有盼到與親人團聚的那一天，把魂靈永遠地留在了商洛山。憑著依稀的記憶，父親給我講述了他當年采訪的經過。
　　有了父親的講述，加之山本代小子的墳塋就在縣城北的鳳冠山下，應該說尋找山本代小子較美智子和水崎秀子容易點，但尋找的結果卻并非我想象的那么簡單。鳳冠山下由東到西少說也有七八里地，其墳塋星羅棋布，加之山本代小子去世已經近40個年頭了，如果沒有一點線索，單憑一個人去山上一個一個地尋找，收效甚微。但為了盡快找到，我便發動親戚朋友幫忙打聽，朋友商石先生很快就有了結果，他告訴了我代小子后人的工作單位及墳塋的大體位置。
　　在托朋友打聽的同時，筆者也先后兩次去山上尋找。第一次是2013年初秋的一個星期天的中午，午飯后趁著天氣晴朗，我沿著烈士陵園東邊的巷子進去，穿過鐵路下邊的橋洞，來到了一個叫洞坡的村子，開始對其方圓的墳塋進行了地毯式的搜尋，其結果是空手而歸。第二次是在相隔了一周后的一天清早，我沿丹庾公路蜿蜒而上，在椒樹凹附近的山坡上進行尋找，還是一無所獲。但在返回的路上，卻遇到了該村一村民，據這位村民回憶，他們村附近是有一個外國女人的墳，但是不是我所要找的那人，他不敢肯定。我急忙詢問墳在哪兒，村民說墳已不存在了，在幾年前的一場大暴雨中，村前的山坡上發生了泥石流，有許多墳墓被沖毀了。這時我才知道了為啥商石先生給我發來的照片，與父親當年采訪代小子丈夫時所拍的照片不一樣。
　　2014年春節在西安與父母團年期間，筆者將尋找代小子的經過說給了父親，父親聽了后心情十分沉重，尤其是聽到代小子的墳塋被泥石流沖毀，他很傷感，便將他20多年前采訪張維賢老先生時留作紀念的照片交給我，讓我回來后轉交給張的后人，以彌補他們想念義母的遺憾。我從西安回來后一直忙于工作，沒顧上這事，直到2月初我的散文集《鳥語》出版后，一天去縣文化館給張志軍先生送書，邂逅了縣城東街的熱心腸老楊，閑聊中我提到了尋找代小子墳塋之事，沒想到他一口答應為我幫忙打聽。沒過幾天他就打來了電話，告訴了我代小子墳塋的確切位置，還說要是再找不到的話，他親自帶我去找。原來被泥石流沖毀是一個誤會。
　　憑著父親當年的采訪手記，我便知曉了代小子鮮為人知的一生。
　　山本代小子1931年出生于日本大阪附近的長安農場，家里有父母、哥哥和弟弟。其父山本是位日本專業軍人，1936年從日本本土調來中國沈陽，剛滿5歲的代小子便同父母一起來到中國。14歲那年日本戰敗投降，由于她的父親是侵華日軍的骨干分子，不久便神秘地“失蹤”了，只留下母親、小弟和她。母親受日本武士道精神影響甚深，深知丈夫“失蹤”是怎么回事，決定和孩子一起投遼河殉情，年僅14歲的代小子說啥也不想尋死。母親大怒，便抱著弟弟投了河，剩下她一個孤苦伶仃、無依無靠的弱女子。這時，在附近做裁縫生意的王金榮極為同情她，就收留她做義女，教她學裁縫手藝。也就在這時，23歲的丹鳳籍青年軍人張維賢奇跡般地出現在她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