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釋歷史，決定如何選擇未來。過去三十多年，中國創造了史無前例的“發展奇跡”，這段歷史如何解釋也關系到中國未來的選擇。
在《超常增長》一書中，史正富先生將中國的超常規增長與西方的常規增長進行比較，并對中國經濟“發展奇跡”的由來進行了解釋。根據他的研究，中國之所以能夠出現超越常規發展，是因為中國形成了一種與西方常規市場經濟有著系統差異的新制度類型。該制度包含了一個戰略性中央政府、一個競爭性的地方政府以及競爭性的企業系統，這種三維架構不僅促進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為將來人類制度文明的進展提供了一種可供選擇的替代方案，因而既有中國意義，也有世界意義。
在這種制度下，中央政府負責制定國家長期發展戰略，總攬全局，把握發展和穩定的平衡；地方政府通過招商引資等方式降低企業的投資成本，并通過提供類似總部服務的職能，幫助企業突破官僚主義障礙；而企業則著力創新，謀取發展，這樣就把中央政府的戰略領導力、地方政府的發展推動力、企業的創新活力結合了起來，三者分工明確，相融互動，進而產生超常的經濟發展動力，構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良性和諧。
正因為這一中國特色制度的存在，使中國在增長速度和經濟周期方面的表現與眾不同：中國不僅經濟增長迅速，而且波動很小。當然，這兩者是相互聯系的，經濟波動的幅度過大，必然會拉低同時段的平均增長率。
在這一制度中，地方政府作為溝通國家與企業的橋梁，扮演著重要角色。比如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地方政府為促進發展，除了對地方基礎設施進行投資外，還為企業提供一整套投資激勵安排，諸如地價優惠、財政補貼等。除上述舉措外，地方政府也會向引進企業提供配套的股本支持或金融支持，對于具有良好發展前景卻缺少資金的高新技術企業，地方政府通常會主動幫助企業進行融資，幫助安排銀行對接，促進企業獲得金融貸款。有時，地方政府還會作為劣后受益人直接進行股權投資，用承擔大部分風險的態度吸引外部投資者；也有時，在企業創立初期、風險較高、前途不明朗的情況下，地方政府會提供部分投資資金，待企業發展成熟后再轉讓股權，然后退出資金等待進入下一輪扶持企業發展的投資。
除此之外，部分地方政府還會協調組織企業，運用綜合性優惠措施引進高級人才，甚至幫助企業組織關鍵原料，開拓市場，處理經濟糾紛等，所有這些行為都降低了企業項目投資的成本。
從了解到的部分案例來看，地方政府的投資激勵在企業總投資中的占比差距較大，從較低的10%到較高的30%不一而同，個別企業甚至可以從政府獲得初始投資所需的大部分資金。總之，中國企業創業投資成本中有相當一部分來自地方政府給予的投資激勵，因此，中國企業的投資成本顯著低于常規經濟條件下的企業投資成本，這會顯著提高企業的投資收益和投資規模。
除了投資成本低之外，中國企業的交易費用也明顯低于西方國家，這得益于地方政府為企業提供的綜合性支持服務。比如，當企業上項目需要土地時，不需要依靠律師與眾多的土地所有者逐一討價還價，而是依靠政府征地變成熟地后交由企業使用。再比如，當企業建設資金不足時，當地政府可能會減免企業買地費用；企業在創立初期，缺少信用記錄而無法向銀行申請貸款時，政府又會召集銀企合作協調會，由政府向銀行推薦企業，或是政府安排提供貸款擔保；企業發展需要人才提升時，政府則會利用機構和渠道優勢幫助企業招募人才，并提供諸如個人所得稅減免、住房補貼、子女就學等優惠政策吸引人才。還比如，當企業遇到不測，比如技術失竊或資金被騙時，企業常常等不起依法律程序曠日持久的訴訟，往往還是政府介入，直接動用相關執法和司法手段，促成事件盡快解決；企業遇到勞動糾紛，通常也不是走法律訴訟程序，而往往由地方政府有關部門出面參與協調。總之，幾乎在企業管理職能的各個方面，舉凡行政、人事、資金融通、法律事務甚至產品開發和推銷，政府都是作用顯著的參與者。而在美國，這種交易費用則比例很高，而且不斷增長，這從美國律師、審計、公關、咨詢、評級等行業的巨大規模就可見一斑。
地方政府的投資激勵同時具有反周期作用。經濟不景氣時，地方政府從維持本地經濟發展的基角度考慮，往往與企業感同身受，有更強烈的解決經濟危機的動機。一旦危機來臨，中央、省級政府均會推出相應的激勵政策，又由于地方政府具有較大的自主空間，使得地方政府可以根據自身情況，提出有特色的、因地制宜的解救方案。同時，各地方政府之間也可相互關注與借鑒。
2007年次貸危機開始后，中國政府從南到北都有各種舒困措施和政策出臺。一個著名的案例就是浙江首創的政府參與的特殊貸款項目，即政府部分出資，引導銀行配套大部分資金，組成特殊的貸款包，向指定的企業進行貸款。在這個舒困貸款中，政府承諾，如果發生債務危機，將用政府配套資金首先承擔壞賬風險，這樣就促使銀行體系擴大了對受困企業的支持。
在西方，經濟危機時，過剩產品常常遭到傾銷或浪費，企業往往因產業投資項目報廢損毀而毀于一旦。有學者統計，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滅時，美國家庭損失了5萬億美元；在2007年房地產崩盤時，損失約7萬億美元。中國企業則可以避免這些，雖然總有人，包括政治家、學者宣稱經濟周期的終結，但每一次短視的喧囂后不久，危機并沒有如期而至。
盡管中國的三維市場經濟體制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收入分配不平等、官僚主義與官員腐敗、以權經商官商通吃、環境污染等，但中國如果因此轉向西方常規市場經濟體制，依然解決不了中國經經濟體制的現有問題。類似問題在西方大國同樣存在，而在與中國有可比性的國家中則表現的更為嚴重。
針對大家最關心的行政審批和國企改革兩大問題，書中也進行了國際比較。比如，一個企業投資發展、興辦項目要經過的部門核查、審批、協調，即使在法治健全的歐美國家，也常常曠日持久。在歐美發達國家，稍微復雜點的大型項目往往耗費幾年、甚至十幾年不能開工，恰恰說明其效率低下。實際情況是，今天中國政府的行政效率顯著高于歐美發達國家，普通工業項目基本上一年內過關，即使必須由國家發改委審批的重點項目（比如汽車和大型化工項目等）和大型基礎設施工程也鮮有超過三五年的。中國每年開工的工廠、電站、港口、公路 、鐵路、醫院、學校、圖書館等難以計數，應該說是地方政府在其中發揮了關鍵性作用。
在國企改革方面，國內一些學者在評價國有企業時往往將國有產權等同于效率低下，其實對中國石油、中國移動、中國銀行這類巨型企業而言，在產權制度上的對標企業只能是埃克森美孚、通用電氣、聯合利華、花旗等國際公司，這些企業產權制度的共同特點就是真實所有者缺位。他們的股東數以萬計，最大股東持股不超過5%，持股量最大的前十名股東基本都是各類機構投資者，包括私人出資集合起來的投資基金、國家法規授權創立的退休養老基金、社會捐助形成的社會性公益與慈善基金等，這些也不是真正的資本所有者。相比之下，中國的央企在上市之后，雖然使得股東多元化，但仍存在控股股東，即國務院國資委，因此中國國企所有者缺位的情況并不比西方更嚴重。
因此，中國經濟發展中暴露的問題，只能在三維市場體制基本框架下實行漸進式的試錯和持續改進才可以解決。具體說來，就是中國的改革應該是中國三維市場經濟體制的組織、流程、預算、人事等功能性改革。用史正富先生的話說，中國改革的深水區是以組織變革、流程再造為主題的專業功能區，這將是中國第二次改革的重點。此次改革的革命性意義不如第一次改革，但是其復雜性、專業性和系統性卻大大超過了第一次。第二次改革完成后，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體制會進一步顯示出它相對于西方常規市場經濟的巨大優勢，并從制度上保障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筆者認為，史正富先生的這些建言是科學的，也是合乎國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