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10年左右尤其是“十三五”時期，將是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階段最后時期的關鍵階段，能否跨越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成功邁向高收入國家行列關鍵看未來從現在到“十三五”時期的發展質量。

　　●新的改革紅利以及由此催生的自主創新紅利等將取代逐漸弱化的人口紅利、資源紅利、全球化紅利等，成為未來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新動力源泉。

　　●未來5-8年即我國“十三五”時期，世界總體上將處于第三次信息化浪潮的產業擴散效應之中，有可能帶動世界經濟最終走出低迷，并進入復蘇上升期。我國在物聯網、云計算等領域擁有一定的技術準備和市場優勢，可以說意味著是一個重要的發展機遇。

　　“十三五”規劃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最后一個五年規劃，也是新常態下的第一個五年規劃，編制好“十三五”規劃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日前，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經濟研究所課題組發布了《“十三五”時期我國發展環境、發展趨勢和戰略思路研究》中期成果，《經濟參考報》記者就相關問題采訪了課題組負責人、經濟研究所所長宋立研究員。

　　我國將在2025年左右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經濟參考報》：今年是“十二五”規劃的最后一年，即將迎來“十三五”。我們知道，中國經濟從“十二五”開始迎來了新常態，因此各界都對“十三五”規劃充滿了新的期待，您認為應如何定位“十三五”？“十三五”對于中國來說意味著什么？

　　宋立：“十三五”時期，不僅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堅階段，也是我國成為第一大經濟體的沖刺階段和邁向高收入國家的關鍵階段，更是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發展模式更新升華的加速階段。

　　根據我們的初步預測，我國將在2020－2025年之間經濟總量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其中，在基準前景中，我國有望在2021年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樂觀情景中，我國有望在2019年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在悲觀情況下，我國或許要在2023年前后才能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無論如何未來8－10年尤其是“十三五”時期，將是我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沖刺階段。

　　我國將在2025年左右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其中，在基準前景中，我國有望在2024年成為高收入國家。樂觀情景中，我國有望在2022年成為高收入國家。在悲觀情況下，我國或許要在2028年前后才能成為高收入國家。因此，未來10年左右尤其是“十三五”時期，將是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階段最后時期的關鍵階段，能否跨越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成功邁向高收入國家行列關鍵看未來從現在到“十三五”時期的發展質量。

　　“十三五”時期發展的條件與機遇

　　《經濟參考報》：按照您的說法，“十三五”時期到2025年前后，我國仍處于重要的發展戰略機遇期，那么這個經濟發展的條件與機遇都有哪些？

　　宋立：從外部條件來看，“十三五”時期，世界經濟有望進入低成本能源推動的新繁榮周期。頁巖氣技術革命有可能將改變成本上漲帶來的世界性通貨膨脹趨勢和壓力，在一定意義上帶來新的“成本下降式”發展繁榮。雖然頁巖氣技術擴散效應帶來的繁榮程度可能相對有限、但與信息技術革命新浪潮相疊加，仍有可能帶來比較明顯的供給推動型的中周期繁榮。

　　新興產業發展有可能催生世界經濟新增長點。雖然目前在多個技術領域有望突破，如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醫藥技術、新能源、新材料等，但從技術突破到產業化存在一定的時間過程。“十三五”時期，相對比較成熟的是第三次信息化浪潮將繼續深入，將推動新興優勢產業和新經濟增長點的形成。未來5—8年即我國“十三五”時期，世界總體上將處于第三次信息化浪潮的產業擴散效應之中，有可能帶動世界經濟最終走出低迷，并進入復蘇上升期。我國在物聯網、云計算等領域擁有一定的技術準備和市場優勢，可以說意味著是一個重要的發展機遇。

　　發達國家在新技術突破推動下逐漸復興有望形成新外需。“十三五”時期，預計頁巖氣技術革命在發達國家的推廣應用將推動發達國家率先進入趨勢性回升，并有可能出現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明顯快于發展中國家的新局面。在原有分工體系下，有可能為我國產品提供更大的市場需求。

　　從內部條件來看，“十三五”時期，全面深化改革釋放空前體制紅利。實踐證明，改革開放是我國長期持續快速發展的重要動力。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在廣度和深度上都超過了以往歷次改革，必將釋放出超越以往改革的空前程度的改革紅利。新的改革紅利以及由此催生的自主創新紅利等將取代逐漸弱化的人口紅利、資源紅利、全球化紅利等，成為未來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新動力源泉。

　　生產要素質量提高有利于提高勞動生產率。總體來看，我國勞動供求關系變化，導致我國新增勞動力數量減少，勞動工資上升，成本趨于上升，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迅速減弱。同時，伴隨人口年齡結構老化，65歲以上人口比例提高，我國即將進入老齡社會，儲蓄率將隨之趨于下降，資本形成速度將逐漸下降。但另一方面，我國生產要素質量不斷提高，人力資本投資不斷增加，勞動者素質快速提高，同時，設備替代人工速度不斷加快，資本深化持續進行，必將推動我國勞動生產率持續提高。

　　自主創新加快催生新的產業競爭力和全要素生產率。技術創新動力和能力持續增強，社會創新大環境正在形成，自主創新的累積效應，將有力地推動我國前瞻性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和產業競爭力提高。同時，技術創新的持續突破與制度創新相結合，也將成為繼勞動力再配置和技術引進效應之后推動我國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重要因素。

　　新型城鎮化和城鄉一體化發展持續釋放內需潛力。我國新型城鎮化穩步發展，從勞動力城鎮化轉入消費者城鎮化階段，內需潛力將進一步發揮。如果在未來10年左右的時間，農村型消費者將2003—2013年城市消費升級以2/3規模“復制”一遍，必將形成我國消費升級的第2波峰。

　　區域協調發展促生新的經濟增長極和增長帶。伴隨世界經濟調整和我國擴大內需戰略實施，我國區域將從過去的部分人、部分短期先富起來的“非均衡發展”轉向“均衡協調發展”。一方面，勞動力成本上升帶來的產業省際轉移，在一定意義上是區域發展平衡，另一方面外部需求弱化、內需尤其是消費需求的逐漸擴大，將導致產業發展集聚從傳統的沿海和臨港型發展布局，轉變為向人口中心等地區聚集，必然帶來沿海短期的減速調整和人口中心、中心城市等人口密集地區等“復興”，使中西部有條件地區發展進入快車道，并形成具有一定輻射力和帶動力的新增長極和增長帶。

　　“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面臨的困難與挑戰

　　《經濟參考報》：您剛剛談到“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條件與機遇，但是任何事情都是有兩個方面的，有機遇就會有挑戰，那么，在“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困難與挑戰又有哪些？

　　宋立：“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同時面臨外部和內部的困難與挑戰。首先，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經濟全球化放緩而國際競爭加劇。從我國的外部環境來看，由于我國與發展中國家競爭的傳統勞動密集型領域仍然在延續，而在資本和技術密集型領域對發達國家的競爭與替代已經全面開始。“十三五”時期，伴隨我國經濟持續成長和競爭力增強，我國與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以及周邊國家的關系均將持續變化，我國有可能迎來改革開放以來最為嚴峻的國際環境，我國將不得不在技術、資本密集型產品和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方面，同時面臨發達國家和后起的新興經濟體的雙重夾擊與復雜挑戰。

　　地緣關系變化：對我國發展和對外合作發生深刻影響。“十三五”時期，我國周邊關系可能出現兩個激烈化和兩個復雜化局面，南海局勢、中亞局勢又可能趨于惡化，東北亞和南亞局面則可能繼續復雜化，有可能對我們形成美日和宗教極端勢力“東西夾擊”的地緣格局。

　　資源能源供應約束：面臨新的復雜局勢。一方面頁巖氣技術革命增加了新的能源供應源，有利于我國能源供應，另一方面地緣政治經濟格局變化則又可能對我國形成不利影響。

　　與此同時，從國內情況來看，也有不少挑戰。

　　第一，勞動力供求關系急劇變化導致傳統比較優勢弱化。伴隨我國和劉易斯拐點到來，勞動力供求關系變化，由勞動力無限供給轉變為有限供應，勞動力成本持續明顯上升，我國在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競爭優勢迅速喪失。同時，伴隨我國老齡人口比例上升和進入老齡社會，儲蓄率趨于下降，資金成本也將趨于上升。一方面我國在勞動密集型產業領域與后起的新興市場國家明顯弱化，另一方面我國在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領域相對發達國家的成本優勢也有所弱化。

　　第二，環境約束強化、資源能源供應面臨挑戰。霧霾等問題的出現進一步凸現了環境問題的嚴重性和緊迫性，“十三五”時期，環境對經濟發展的約束應該也必將進一步加強，并將在一定程度上相應降低潛在增長水平。同時，伴隨我國經濟持續發展，如果沒有在能源節約利用方面有比較大的突破，資源能源對外依存度必將進一步持續上升，在國際環境日趨復雜的背景下，尤其是地緣政治變化，導致我國石油生產、采購和運輸等環節越來越大的不確定性。

　　第三，經濟金融風險凸顯加大宏觀經濟不確定性。由于財政金融體制改革與經濟發展的不同步，沒有及時建立起與我國快速經濟發展及特定的低成本擴張模式相適應的融資制度等安排，地方政府融資以及商業銀行的表外業務（影子銀行等）等財政金融領域出現并累積了一定的風險。在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以銀行為主的傳統間接融資在中高速增長背景下快速擴張，而新興的股權市場等直接融資卻受先天不足等因素制約，沒有及時并充分發展起來，導致全社會負債率持續上升。加上房地產市場改革與發展銜接不到位，福利房制度與市場化住房制度之間缺乏適當的過渡性和銜接性制度安排，再加上財富分配與積累的急劇不均衡，導致房地產等市場出現一定程度的泡沫。如果杠桿率進一步上升，有可能催生新的資產泡沫，但如果快速去杠桿、去泡沫，又有可能引發經濟增長速度急劇下滑，影響到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經濟金融風險在一定意義上成為制約經濟發展和宏觀調控的一個重大不確定性因素。

　　第四，社會問題等非經濟因素制約趨于強化。我國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雖然積累了一定的矛盾，但這些矛盾往往被高速成長現象所掩蓋或被高速成長帶來的紅利所化解。伴隨我國經濟減速，有些問題將可能水落石出，形成對經濟深化穩定發展的制約。尤其是隨著公眾對收入分配和環境問題心理承受力的下降或回歸，及對未來收入預期持續提高，同時對生活質量的追求使得新生代農民工的工作態度與前輩有轉折性變化。這些將對我國生產要素供給和經濟發展環境形成一定的負向約束。

　　第五，經濟增長潛力下降導致下行風險加大。在經歷一定階段的高速超高速增長之后，絕大部分國家的潛在增長率趨于下降，我國也將不會例外。隨著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增速放緩，人口老齡化和儲蓄率下降，生產要素在部門間重新配置接近尾聲，以及技術追趕所帶來的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空間顯著縮小，我國潛在經濟增長率將趨于下降，高速增長階段將結束。但人力資本積累和制度創新帶來的要素質量及其使用效率提高，研發能力增強帶來的產業優化升級，城鎮化帶來的內需增長，以及區域梯度發展帶來的新動力等因素，仍將使我國經濟能夠維持比較快的增長速度。“十三五”時期，我國不大可能重現之前的高速增長，但也不會立即進入中低速增長，將會較長時間保持中高速增長。

　　《經濟參考報》：根據您的預測，“十三五”前后這個中高速增長大概是多少？

　　宋立：根據我們的計算，“十三五”時期，我國基本面因素仍可支撐我國經濟保持7%左右的經濟增長。

　　有研究認為，“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可能下降到6%-7%之間，但這些研究主要考慮了勞動力、儲蓄率等下行因素的影響，沒有或沒有完全考慮全面深化改革對潛在增長率的上拉作用。我們的進一步研究發現，即使本輪改革對全要素生產率的上拉效應只有1994年改革的一半左右，“十三五”時期我國潛在增長率平均水平也將達到甚至超過7%。從現實增長率來看，“十三五”時期勞動力供給減少、高儲蓄率降低和農業勞動力轉移速度放緩等確定性因素將拉低經濟增速近3個百分點（相對于2001-2010年平均水平）。去杠桿、去泡沫和去產能等政策調整將會下拉經濟增速2-3個百分點。受限于要素條件的變化，本輪改革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應可能達不到1994年改革水平，但只需達到一半以上，仍可基本對沖政策因素對經濟的下拉作用。綜合來看，“十三五”時期，基本面因素仍可支撐7%左右的經濟增長。

　　可考慮制定涵蓋“十三五”和中上等收入階段的中長期規劃

　　《經濟參考報》：對于“十三五”規劃您還有哪些建議？

　　宋立：“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加快、城鎮化深度發展、對外經濟新格局形成，出現新的階段性特征。必須順應新的環境條件變化和新特征的形成，制定具有針對性、前瞻性戰略思路和相應的政策措施。為此，要實施創新與升級主導的產業結構調整戰略，以消費者城鎮化為主的新型城鎮化戰略，商品出口與“走出去”并重的對外經濟戰略，以及更加積極主動的資源節約與環境友好戰略。

　　可以考慮研究制定涵蓋“十三五”和中上等收入階段的中長期規劃，將“十三五”規劃延伸到2030年。預計我國“中上等收入”階段即“邁向高收入”階段，將涵蓋率“十三五”和“十四五”兩個五年規劃。由于2020年之前即“十三五”時期，已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和全面深化改革決定所詳細規劃。如果“十三五”規劃只涵蓋2016-2020年五年時間，則一方面“十三五”的戰略性將有所降低，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目標和全面深化改革決定的執行方案和行動計劃；另一方面對于我國發展和現代化進程至關重要和關鍵的“邁向高收入”尚未有專門的規劃來謀劃，處于戰略空擋狀態。為此，他建議，將正在研究制定的“十三五”規劃的覆蓋期延伸到2030年，研究制定涵蓋“十三五”和中上等收入階段的中長期規劃——“十三五”規劃與2030年遠景戰略，在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目標和全面深化改革決定進行全面落實的同時，對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階段，邁向高收入階段進行相同規劃和超前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