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經做了身體檢查，醫生說我的身體狀況可以再懷第二個寶寶。但我還在猶豫。”王芳說。王芳的兒子現正在北京市海淀區一所不錯的小學上二年級。

    “最讓我糾結的是有可能趕上生育高峰，將來老二會趕上‘入園難’、‘入學難’，而且現在上個好學校都那么難，將來可能會更難。”王芳說。

    王芳的擔心不無道理。

    “根據經驗，計劃生育在城市的管理一直比較嚴，因此，政策的放開可能會在城市出現比較大的反彈。同時，城市又是人口密度最高、教育資源相對比較緊張的地區。所以，政府要早做預測。”近日，在普惠性民辦幼兒園教育政策研究課題結題會上，來自西北師范大學教育學院的鄭名老師這樣說。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意味著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藍圖已經打開，而對于普通人來說，計劃生育政策的變化無疑是離自己的生活最近的，政策指出，我國還將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啟動實施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逐步調整完善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現在這個政策已經不僅僅停留在紙面上了，在2013年還剩下兩三天的時候，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通過關于調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決議，同意啟動實施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同時，京屬媒體也紛紛報道，北京將從2014年3月1日起，實施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家庭可生育第二個子女的政策。

    經過了30年，面對“一對夫妻只生一個孩子”政策的第一次松動，人們在釋放內心愿望時明顯有著某種克制，究其原因，不少人懷揣著這樣一個疑問：政策放開了，我們的社會準備好了嗎？幼兒園準備好了嗎？我家的經濟能力能支付雙倍的教育費用嗎？

    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了參加普惠性民辦幼兒園教育政策研究課題結題會的20多位主管幼教的基層官員和幼教專家，試圖解答這一問題。

    政府的規劃要有彈性

    人們的這種疑慮是有緣由的。

    2007年，16.1萬“金豬寶寶”的出生猝不及防地把北京帶入了一個生育高峰。之后的2008年17萬“奧運寶寶”應聲落地，之后幾年的新生兒數量逐年增長，直到2012年“龍寶寶”的數量更是達到了22萬。

    這個生育高峰不僅出現在北京，我國人口專家指出，從2008年開始我國出現的第四個人口生育高峰期，將會持續十幾年。

    雖然專家預測了生育高峰的到來，但是整個社會卻似乎沒有為高峰做好準備。

    如此激增的人口數量再加上外來人口，讓北京市的幼兒園一下子不堪重負。

    據統計：“金豬寶寶”之后的3年里，北京大概出生了46萬新生兒，而2010年全市各類登記在冊的幼兒園總數為1266所，只能接受22.6萬適齡兒童。僅學位上的缺口就有一半，同時，幼兒園專任教師的缺口也是巨大的。

    在這種情況下，入園難的程度可想而知，有些家長甚至說：“入托難，難于上大學。”在北京無論是公立園還是私立園招生季都大大提前了，有的甚至提前到了前一年的冬天。

    為此，國務院于2010年11月出臺了《關于當前發展學前教育的若干意見》，即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各地以縣為單位，編制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確定發展目標，規劃建設項目，安排專門資金，盡快啟動實施，以盡快緩解“入園難”、“入園貴”的問題。

    政策頒布，難題確實進入了破解的階段，不過人們還是在問：這個三年計劃提前一些是不是更好？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曾撰文指出，“入園難”似乎在一夜之間成為全國老百姓關注的頭等教育大事，而事實上，如果略微關注學前適齡兒童數的變化，政府部門及時根據這一變化，對幼兒園的建設早做打算，這一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至少不會像現在這樣缺口嚴重。

    “政府的規劃還要有彈性、要合理，不僅要考慮可能會出現的高峰，還要考慮到高峰過后的回落，”鄭名說，“因為教育不能浪費。”

    不可否認，“單獨二孩”實施后，幼兒教育在中國教育序列中將首當其沖迎來大考。其承載能力和普惠程度再次面臨嚴峻考驗。

    政府要保證普惠性的服務

    政府要對整個教育環境有合理、準確的判斷，之后“政府的職責則是為大多數人提供普惠性的服務”。上海市浦東教育局一位學前教育業內人士說。

    所謂普惠性的學前教育服務應該有幾個特征：首先要達到教育管理部門規定的標準，其次是要面向最普通的社會大眾招生，同時收費不能高。

    對于即將到來的“單獨”二孩放開政策，“基層的教育行政部門要早關注，早準備，早擴容。”浙江省紹興市越城區教育局副局長壽建明說。

    “從現在起我們還有3～5年的準備時間。”壽建明說，因為有了“三年行動計劃”，各地在校舍建設方面有了不少發展，“還要抓緊時間進行師資的儲備”。

    目前，越城區對學前教育教師進行專項補助，并對幼兒園老師進行學歷進修實行單獨獎勵，參加繼續教育培訓的也會給予經費補助。

    “這幾年我們的在園人數每年以10%的速度上升。幾年時間已經增加了4萬了。”上海市浦東教育局那位學前教育的業內人士說。在上海這樣的地方，校舍其實是一個巨大的難題：即使有錢也不一定能找到地方建房子。“為了保證小區配套能同期建設并且同期使用，我們要求房地產商在辦理預售證和銷售證之前要先到教育部門蓋章。這樣只要小區建設完成，政府就能配套建成公辦幼兒園。”

    除了校舍，師資在上海也是問題。“我們一個區每年就有400個編制，僅靠華東師大、上海師大等幾所院校的學前專業，根本無法滿足上海的需求。現在我們已經把手伸到了北師大、南師大，向全國要人才。”上海市浦東教育局那位學前教育的業內人士說。

    有了校舍、師資及經費，政府所保證的就是最基本的教育服務。

    這樣的服務當然不能貴。

    上海市一級幼兒園保育教育費為每個月225元，二類幼兒園的保育教育費為每月175元。

    即使這樣，僅憑公辦幼兒園也無法應對現有的入園高峰以及“單獨”二孩政策放開后可能出現的高峰。

    “在新的政策出臺前，做好人口增加后教育所面臨的問題和預測需求是非常重要的。”中國學前教育研究會副理事長，學前教育研究會管理專業委員會主任王化敏說。

    王化敏介紹，在各類教育發展中，學前教育本來就是一塊“短板”，而面臨的這個新問題是首當其沖。在經過2011～2013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實施的“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后，中央和地方財政加大投入，學前教育大大加快發展步伐，取得很大進展，2012年比2010年新增幼兒園3.08萬所，新增入園兒童709萬名，全國入園率達64.5%。但是由于欠賬太多，幼兒園的總量還嚴重不足，各地城鄉“入園難、入園貴”的問題仍然不同程度的存在，致使有的家長第一胎孩子入園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好。“單獨”二孩政策放開后，又新增了解決這個問題的難度。所以，各地政府和教育部門一定要有新的部署，盡快做好與人口發展相適應的城鄉幼兒教育發展規劃，而且要有落實的措施，堅決做到不打折扣的按照規劃實施，不斷擴大普惠性幼教資源，逐步構建一個“廣覆蓋、保基本、有質量”的學前教育公共服務體系，這樣才有望讓老百姓做到放心和安心，“否則‘入園難’的問題會被推上一個新的高度，成為‘入園難上難’的嚴重社會問題。”王化敏說。

    有些壓力是家長自增的

    “現在說的還是學前階段，后面的壓力會越來越大。”壽建明說。

    不少專家認為，目前的這種壓力和恐慌與家長的攀比及“一切都要追求最好”的心態有一定關系。

    “我們區現在是總供給大于總需求”，壽建明說，25880個兒童中有40%是非本地戶籍的，流動性很強，即使這樣也都能在幼兒園中就讀。

    因此，現在“入園難”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一個是由學位絕對數量不足引起的“無園可入”，一個是由優質教育資源相對不足引起的入“好”園難。

    家長的這種“只求最好”的心態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大了“入園難”的結構性矛盾。

    不過，這種由不均衡造成的矛盾也是當前急需解決的問題。

    “政府在保證了普惠性的服務后，繼而要考慮老百姓個性化的需求。”上海市浦東教育局那位學前教育的業內人士說。也就是要讓優質教育資源越來越多。

    上海采用“辦學聯合體”的方式不斷擴大優質教育資源的比例。“辦學聯合體”由“示范幼兒園”、“一級一類園”、“一級二類園”組成，聯合體內的幼兒園資源共享、相互支持、共同探究、學習交流，幾年下來，原來的“二類園”慢慢地都變成“一類園”，優質教育資源在擴大。“現在優質資源已經達到63%”。

    有專家指出，“單獨”二孩的政策放開后，可能對家長的心態調整方面起到積極的作用。“原來一個孩子什么都要最頂尖的，現在兩個孩子了，家庭的經濟能力、家長的精力、對孩子的期望等都要重新進行規劃。人們也許會更加理性了。”上海市浦東教育局那位學前教育的業內人士說。

    很多學前教育領域的人都說，這幾年是學前教育發展最快的時期，因為政府重視程度極高，同時投入也很大。“但是，跟義務教育等其他學段相比，學前教育還是薄弱的。”壽建明說。

    “我們現在說的學前教育指的是3~6歲孩子的教育，而0~3歲孩子的教育是被犧牲的，我們現在還沒有精力關注這個年齡段。”上海市浦東教育局那位學前教育的業內人士說。

    確實，學前教育還有不少欠賬，現在“單獨”二孩放開的政策又要來了，對于學前教育界來說，“箭已在弦上”只能全力以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