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潔

    中國醫學科學院分子腫瘤學國家重點實驗室研究員，博士生導師，腫瘤醫院國際交流處處長，人事部特聘來華工作專家，北京市科技創新領軍人才。

    1994年于日本札幌醫科大學獲得醫學博士學位。此后赴加拿大，進行抗腫瘤藥物載體研究。

    2000年作為中國醫學科學院跨世紀引進人才應聘回國工作，主要從事腫瘤靶向治療研究工作。

    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馬潔教授在2000年以“跨世紀引進人才”的身份回國，自此便奮戰在腫瘤治療研究的前沿。

    從條件優渥的加拿大，來到連一張辦公桌都沒有的實驗室；從一開始的零科研啟動基金，到現在國家863項目、973課題、自然科學基金等多項目的負責人……馬潔教授說，她從來沒有為自己回國的選擇后悔過。“我挺高興自己搭對了車，搭上了國家發展的快車”。

    一分錢不帶 就是要凈身回國白手起家

    2000年時，你已經35歲，在加拿大有穩定的生活和事業，為什么會選擇回國？

    馬潔：我一直覺得，2000年是一個分水嶺：2000年之前，開始有留學人員陸續回國，但是總體來講，人還比較少；2000年之后，大批的海外學者開始回遷。在上世紀90年代末，我就已經感受到了國家對于海外人才的迫切需求。那時，各省市委托大使館組織了很多留學人員的歸國考察團，總體的感覺是各個省市都通過提供優惠政策在競爭人才。我本人也參加了好幾個考察，感受到中國勢必騰飛。

    另外一個原因是，我喜歡接受挑戰，在一個地方待久了，就想要換換環境。在決定回國之前，我已經在加拿大待了6年半。說實話，生活很安逸，但是看看周圍人生活的去向以及前輩的狀態，我就能很清楚地看到自己的未來：找一份穩定的工作，去大學教書或者去公司做職員。

    而問題在于，不管去哪兒，你都不屬于社會的主流階層，而只是個少數族裔。雖然，國外在很多地方名義上是照顧少數族裔的；但在現實社會，少數族裔面臨的競爭壓力更大。比如說，發文章，你的實驗室寫出的同等水平的文章，被世界頂級雜志接收的幾率可能要比另外一個實驗室低很多，就因為人家一看你的署名是外國人名字。當然，遇到文章被拒的情況，你無法歸咎于這個事情，對方會給出充分的拒絕理由，但是只能說你可以感覺得到是有這樣的原因在里面。

    文化差異也是個重要原因。因為文化背景不同，聊天的時候當地人哈哈大笑，我卻不知道為什么。有一次,我與現在的醫院同事參觀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講解員在講解的時候，提到了 “夏洛特的網”，我聽了會心一笑，因為我知道這個詞來自國外小孩們非常喜歡的童話故事，但是我的同事們則不然。由此，我就聯想到，我在加拿大的時候，當地的朋友會心地笑而我不理解是一種什么感覺。

    因此，綜合幾方面的考慮，我覺得回國后有自己的文化背景，國家給搭建個舞臺讓我能更好地展示自己的能力。同時，在一個比較高的平臺上，我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受制于其他非主觀能力因素的影響。

    回國之前猶豫過嗎？

    馬潔：一點兒都不猶豫。 要回國在新地方重新開始的興奮完全蓋過了糾結。不過，現在想想我當時挺傻的，把加拿大的房子、車都賣了，而且把錢都留在了加拿大，一分錢不帶就回來了。

    當時我就覺得，就是要凈身回國白手起家，激情澎湃地有種背水一戰的感覺。你說，我當時拿著這錢在北京買套房是不是就發了？

    剛回國的時候有落差嗎？

    馬潔：剛回來的時候確實挺艱苦的。那個時候國家剛剛對人才開始重視，很多配套跟不上。像現在回來的年輕人，都有啟動經費，我回來時一分錢都沒有。就給了我一間空房子做實驗室，什么設備都沒有，連張桌子都沒有，全靠我一點點購置的。第一年沒有儀器也沒有設備，更沒有學生和實驗員，只能寫寫標書，看看國內外文章、雜志，做一個積累。同時，自己也做做實驗。

    我記得。第一年的工資是每月1400塊錢，大概是我在加拿大的二十分之一、三十分之一。 不過，即使這樣，也一點兒都沒后悔，當時對自己很自信。從沒想未來一個月只拿1400塊錢該怎么生活，堅信“面包會有的”。到了第二年，我拿到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研究的風帆一下子就揚起來了，慢慢開始步入正軌。回國前，我在加拿大住的是兩層的小別墅，光院子就有650平方米。不過，我覺得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人還是要有點精神追求。

    不同的位置讓我擁有不同的視野

    能談談你目前的研究嗎？

    馬潔：我主要是做腫瘤的發生、發展機制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免疫相關的機制以及免疫治療。我們現在知道，腫瘤的發生、發展是一個復雜的過程，不是因為某一個基因的突變就能導致的。腫瘤細胞就是正常細胞發生了變異，在一個正常人體內，也存在很多異常細胞。

    那么，為什么大多數人沒有得腫瘤？因為他們的免疫系統是健全的，健全的免疫系統能夠清除這些異常細胞。這也是為什么老年人的腫瘤發病率要高于年輕人，隨著年齡的增長，細胞老化，免疫系統也隨之老化，不能正常地監控、排除異常細胞了。于是，腫瘤就能發展起來。因此，通過免疫來監控腫瘤的發生發展非常重要。

    我們團隊目前關注的是腸道腫瘤。據統計，慢性腸道炎癥病人中，大概有20%的人群會發展成腸道腫瘤。我們現在已經發現，從炎癥到腫瘤發生過程中，有一個因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雖然現在還不敢說，這就是唯一的參與因子，但是我們發現，阻斷了這個因子，會大大降低從腸道炎癥到腸道腫瘤的發生率。腸道炎癥的病人有很多，對于這部分病人來說，監控這一關鍵免疫因子的變化，未來如果應用到臨床上，就有可能降低這部分炎癥病人發生腫瘤的可能性。

    你現在身上除了有分子腫瘤學國家重點實驗室研究員、北京市科技創新領軍人才、博士生導師等頭銜外，還擔任了腫瘤醫院國際交流處處長等行政職位，對于你來說，不同身份的轉換意味著什么？

    馬潔：在不同的位置上，給我帶來了不同的視野。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你看到的都是以我為中心的事情；在更高層次時，你的視角會更開闊，深刻理解團隊整體運營的重要性，這樣你就不會拘泥于一個特別細小的問題而想不通。

    所以在這樣一個行政工作崗位上，我是受益的。舉個例子，在我剛回國的時候，國家的一些優惠政策沒有一步到位得到執行，我很想不開，會自己跑到衛生部去找說法，還覺得自己特別委屈。當時，衛生部有個領導就說我的心態不好，那時的我很不理解的。現在我明白，國家的發展、對人才的扶持肯定是要經歷一個階段的，沒有什么事情能夠一步到位。新的思維模式突破了我的實驗室和我的課題層面，對我的科研也有一定的帶動作用。就像我不再糾結一個分子，而是著眼于如何更好地達到整體治療效果，層次更加提高了。

    作為博士生導師，你是個怎樣的老師？

    馬潔：我談不上是個“嚴師”，不過在我的實驗室里學生沒有寒暑假，法定節日可以休息。我有個休假規矩，在放假前一天，整個課題組要匯報工作；我會要求學生在假期里每天拿出兩三個小時看文獻，做幻燈片；假期一結束回到實驗室，就開組會，做PPT，每個學生分享在假期里看的文獻。因為我覺得，做科研、帶團隊是不能松勁兒的，一散再撿起來就難了。

    我是個很操心的老師，連學生社交、禮儀我都會教。比如說，與別的實驗室有合作的時候，我會提醒學生做實驗時，要注重給別人營造了什么樣的環境，不僅要把自己的實驗用品收好，也要盡量把別人做實驗要用的東西幫忙提前準備好等等。

    每年在博士生答辯時，學生在致謝中都會不約而同地提到：“馬老師不僅指導我的科研，還教會了我如何做人。”，這一點讓我覺得很欣慰。無論做什么事，首先要學會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