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件事對何炳棣很有觸動，他后來回憶說：“可以想見，這才是胡先生不可及之處：對人懷疑要留余步；盡量不給人看一張生氣的臉。” 何炳棣和哈佛有過幾次不快的交往，所以談到哈佛，他會不自覺地語中帶刺，一次，在和友人談到哈佛最近五年聘請的經濟學人才不及芝大和哥大，何炳棣說：“這是哈佛習慣上的自滿和學術上的近親繁殖造成的。”旁邊的舒爾茨先生（后出任美國國務卿）插話道：“哈佛確有自大自滿的積習，也確有某段時間某一方面所聘請的人才不是一流的，但哈佛的優點是，知錯必改，一旦事后醒悟，他們會不惜工本羅掘相關方面的杰出人才的。”何炳棣聽了這番話，大為震動，說：“如此深刻、客觀、平衡、睿智的話讓我終身難忘。”由此，何炳棣懂得，有一顆包容的心才會有平和的態度，對他人的短處喋喋不休反而暴露了自身的狹隘和苛刻。

　　何炳棣先生與上海學術界、考古學界有著密切的互動。1997年，年屆八十的何炳棣曾經應邀到上海進行學術訪問，在滬期間他作了多次學術演講。10月15日下午，他向華東師范大學人文學院的師生和海外中國學研究中心學者主講了題為《華夏人文主義的淵源、特征及意義》的學術演講。他引發仰韶文化等考古資料以及中國古文獻，認為華夏人文主義起源于中原和華北的農村經濟。華夏人文主義的特征是祖先崇拜和宗法制度，以人文取代神文，關懷人文關懷現實，關懷生命延續而又推己及彼，這是華夏人文主義中非常了不起的、高尚的美德。華夏人文主義的奠基人是周公和孔子。在未來的21世紀，弘揚華夏人文主義傳統將大有裨于世界性難題的解決，也是現代化中國文明建設所不可忽視的。

　　何炳棣還先后參觀訪問了上海博物館、上海浦東開發區、上海馬橋鎮旗忠村。他稱贊上海博物館是一流水準的歷史博物館。他看到浦東的巨大變化，十分感慨。在旗忠村豪華的文化館和民居前，當得知很多外國元首和領導人也前來參觀訪問時，這位年已八旬的歷史學家頗為激動。10月17日晚，何炳棣還游覽了上海外灘。在滬期間，何炳棣還專程拜訪了馮契夫人、他在清華大學讀書時的同學趙芳锳。他稱贊馮契對中國哲學發展的杰出貢獻，再三叮嚀老同學珍重身體。趙芳锳向何炳棣贈送了馮契的文集和一幀相片。

　　何炳棣更晚近的一次訪問中國大陸是在91歲高齡時，當時采訪的記者對何炳棣印象極其深刻。滿頭銀發的何思維縝密，言語之間邏輯性極強。他的記憶十分清晰，許多數字往往脫口而出，沒有絲毫遲疑，甚至記得自己每一篇作品的發表日期；而對一些深奧的學術命題，則往往只用一兩句話就可作出生動的說明。最令人驚訝的是，這位學問廣深如海的老人，依然保持著他個性的桀傲和對學術研究的較真。說到激動處，他會雙手拍案，怒顏斥罵。而在談到一個學術問題時，他特別用純熟的英語強調了“溫哥華”的翻譯并不準確，差異只在一個字母的發音。一個半小時的長聊，何炳棣未顯疲態。更衣赴宴前，特地問記者：“我看起來還行嗎？”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高興地笑了。

　　在推崇胡適學術成就之際，何炳棣也一針見血地揭示胡適之“短”：“我是從來不記日記的，日子總是平凡的多，哪有那么多可記的？胡適很有心計，幾乎天天寫日記，出了厚厚八大本。也許他是以日記來”用計“，所以不一定完全可靠。”

　　何炳棣個性孤介，甚至有點狂狷之氣，卻也心直口快，喜歡在文章與訪問中臧否同時代人，這也從某種程度上彰顯了何炳棣是一個性情中人。他曾經對胡適為他題寫的杜甫《羌村》三首前八句，十分稱贊。他說胡適很是用心寫，詞好書法好。這幅書法一直掛在何炳棣書房，原打算捐贈給臺灣胡適紀念館保存，家鄉建何氏三杰陳列館，就把它捐給家鄉了。對吳晗因寫《海瑞罷官》，“文革”屈死。何炳棣感慨萬千：這是太慘了！但何炳棣也不隱瞞他對吳晗學術上一些難以茍同之處。抗戰時期，何炳棣和吳晗一起在昆明度過了西南聯大的艱辛歲月。何炳棣說，吳晗古文功底很深，尤其對《資治通鑒》，幾乎是精通。他的明史研究，得益于這些基礎。但吳晗在昆明時不用功。那時他的一個親戚就和吳晗住在同一幢樓，吳晗常常打牌。何炳棣還認為對吳晗不要“捧”得太高，要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