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夫·戴爾說，當他終于看完蘇珊·桑塔格的《在美國》時，他覺得應該給自己頒一枚勛章。我覺得我也應該給自己頒一枚勛章，因為我終于看完了《地下世界》——878頁。當然，關鍵不在于長度，《哈利·波特》更長，關鍵在于它會讓你產生一種閱讀疑慮：我為什么要讀它？我還要繼續讀下去嗎？我有必要讀完它嗎？這種疑慮當然與作品的敘事方式有關，但也跟作品的主題有關。我們為什么要讀一部有黃頁電話簿那么厚的關于棒球與冷戰的小說？冷戰早已結束，而我們大部分人甚至連棒球規則也不清楚。但是不要忘了，我們對俄羅斯貴族社交與俄法戰爭也沒有太大興趣，可我們還是會去讀《戰爭與和平》。為什么？因為托爾斯泰。

　　我能看完《地下世界》的原因也很簡單：因為唐·德里羅。因為唐·德里羅在很多人看來，就像一個后現代的托爾斯泰。以此類推，那么《地下世界》就是一部后現代的《戰爭與和平》。它們的背景都設在當時兩個超級大國的對峙期。前者的中心人物是象征著俄羅斯靈魂的幾個貴族，后者則是象征著美利堅合眾國靈魂的幾個中產階級：一對兄弟，哥哥是垃圾處理專家(尼克)，弟弟是研制核武器的科學家(馬特)；一位女藝術家(克拉拉)——她最知名的作品是一件大地藝術——給數百架被廢棄在沙漠的飛機重新繪制涂色，對此，作者告訴我們，“她希望人們看到作品所在的大地的維度，看到整個場面”。這聽上去很像在形容《戰爭與和平》，不是嗎？而《地下世界》本身，從20世紀50年代綿延至90年代初，從黑人混混到連環殺手，從脫口秀明星到 FBI 局長胡佛，從紐約地下藝術圈到核試驗的無人沙漠，不也正展現了“作品所在的大地的維度”？

　　這種廣闊的時空維度，曾經讓人發出這樣的感嘆，“如果上帝也寫小說，那么一定會像托爾斯泰那樣寫”。那么唐·德里羅呢？眾所周知，上帝已死，取代上帝的，是另一位同樣無所不在、無所不知、不動聲色的新上帝：攝像機。但這并不是說《地下世界》像電影。它更像一間位于地下的監控室：一面墻上由無數小屏幕組成了一個大屏幕，每個小屏幕都在播放地面上某個攝像頭所攝制的場景，不時地，某個場景會被放大，占據整個大屏幕，然后又收縮回去，換成另一個場景。一開始，這些場景似乎雜亂無章，但漸漸地，我們會注意到其中兩個反復出現的、圖騰般的物體特寫：棒球和蘑菇云。事實上，我們將會發現，這兩樣物體是同一樣東西的不同變體，這既是因為“制造原子彈時用的放射核心的尺寸與棒球大致一樣”，更是因為1951年10月3日——這一天的《紐約時報》頭版上有兩條并列的大標題：左邊是巨人隊打出了一個極具戲劇性的本壘打，最終奪冠；右邊是蘇聯爆炸了一顆原子彈。如果說這部超厚小說自身也像一顆原子彈，那么這一天就是它的“放射核心”，一切都以這個日期，以這兩個并列事件——同樣是“震撼世界的一擊”——為核心，向所有方向爆發、輻射出去，粉碎成無數碎片般的場景。

　　截取歷史上某個密度極高的真實日期和事件，用文學的虛構手法去聚焦、分解、闡釋，這一直是唐·德里羅的特長與偏愛。1951年10月3日完美地將兩種極富代表性的象征物結合在了一起：棒球代表娛樂，蘑菇云代表恐懼，而它們在一起，則代表了我們的生存。的確，就本質而言，生存不外乎是各種形式的娛樂加上各種形式的恐懼。甚至可以說，娛樂和恐懼是我們生存的動力，沒有它們，我們就無法生存。而生存的結果只有兩個：創造和垃圾。或者，在終極意義上，只有垃圾——我們創造的最終也會變成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