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自由與片面的深刻

　　在《20世紀的兩個知識分子:胡適與魯迅》中,作者區分了自由主義者的胡適與一生追求自由的魯迅的區別。(本書33頁)但是,作者最大的一個缺陷是,沒有理清政治哲學和法律范疇內權利意義上的自由,與形而上的精神自由的區別。自由一詞,在魯迅那里,是一個一直沒有理清且混為一談的問題。眾所周知,形而上層面的精神哲學是沒有時間限制的,比如,東方的老莊、墨子、西方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人的思想至今仍然能夠被人們所重視。魯迅的很多思想,由于是形而上的、純粹的哲學思維,因此能夠不隨時間的流逝而影響其思想的鋒芒,并得到今天的讀者和研究者的認可。魯迅的“自由”,更多的是精神層面的絕對自由。這種意義上的自由,更適合于形而上的思考與文學的表達,而不能作為現實政治與社會中的權利訴求——后者更多屬于形而下層面。換言之,盡管魯迅也在伸張權利上的自由,如言論自由等等,但是,魯迅顯然不懂,個體權利得到保障所需要政治和社會條件,以及使用自由時必須承擔的義務和責任。而這些方面,恰恰是深受美國文明浸潤極深的胡適所擅長的。

　　魯迅所崇奉的精神自由作為一種個人內心的體驗和追求,可以作為個人直覺經驗的表達或學術上的建樹,以及對于彼岸世界的神往,類似宗教哲學中的某些觀念。但是,它與現實的社會改造,制度建設有很大差距。因為一旦涉及現實層面的實際操作,由于社會的高度組織化的網際關系,就會比純粹書齋式的精神體驗和知識判斷復雜得多。歌德在《浮士德》中的名言,“理論是灰色的,而生活的金樹常青!”在很大層面上,政治制度的建立與改良,社會、文化(所謂國民性)、經濟等方面有一種相互促動和相互作用。

　　孫郁先生曾云,魯迅具有極其強烈的痛感。正是這罕見的痛感,引起了我的深刻共鳴。我認為,正是這種痛感,使魯迅從內心激發出最強大的力量,以及最為激烈的方式,與外部世界的壓迫對抗,這壓迫不僅包括政治,還有社會的、文化的。因此,在魯迅這里,內心世界與外部環境的關系是緊張的,甚至是對立的。其思想源頭很可能來自尼采。在我看來,魯迅與外部世界的緊張對抗,是其“仇恨政治學”(朱大可云)和怨恨倫理學的抗力來源。換言之,他的痛感激發了他對外部世界反抗的力量。在使用這些力量時,魯迅樹立了太多的假想敵,不分青紅皂白一律舉起了投槍。

　　因此,魯迅的長處與短處緊密相連,難以割舍。他罕見的痛感使他對于個體在組織化的社會結構里,在專制統治下的政治壓迫,在其獨特的生命體驗中,以文學的思索和形而上的思考呈現出瑰麗而燦爛的色彩,《野草》就是其作品中深具魅力的杰作。而其小說《阿Q正傳》等對于國民劣根性的批判,也能在情感上引發我們類似的體驗。但是,魯迅所謂“國民劣根性”并非僅僅存在于中國人身上,這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問題。對魯迅而言,他的痛感造就了他的文學成就,但是,這把雙刃劍同時又傷害了他自己,使他的內心與外部世界的關系過于緊張。

　　“先驗性的通澈”與晚年的倒退

　　本書的另一不足,就是沒有對于魯迅“片面的深刻”與胡適“先驗性的通澈”作出回應和解釋。而這一點,是對比兩人時不應忽視的問題。我認為,魯迅的深刻,更多體現在形而上的思考層面而不是對現實問題的認識層面。而胡適被一些人(如唐德剛)所詬病的“淺顯”,更是對胡適不同情之理解。對于歷史人物的評價,最基本的態度是把他放到歷史的情境中進行觀察。在我看來,胡適是一種“經驗變先驗性的通澈”。他的老師杜威提倡的是實驗主義,這一點也為胡適所繼承。胡適早年一直在中國,對于中國社會的弊病有著自己的觀察和體驗,這一點,胡魯二人大抵相同。美國留學以及后來做駐美大使的經歷,又使得他對于美國的民主制度有著深刻的感受和體悟,胡適對于自由、民主、憲政的認識是從陌生到熟悉,由經驗而先驗,由切身體會(尤其是在親身經歷了美國與蘇聯的差異之后)到學理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