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作家喬葉的作品直面生活，具有強烈的社會批判意識。她的作品提供了一個基本的理念、一種共識和基礎(chǔ)，由它出發(fā)，小說家在寫作中遇到了全方位的考驗：社會的、文化的、倫理的，甚至是人性本身的。喬葉明顯感受到了這些實實在在的問題，而這些問題的沉重便成為了她寫作的總體背景。

　　批判與矛盾

　　社會批判構(gòu)成了喬葉小說批判話語的第一層主題。僅就中短篇而論，體現(xiàn)社會批判主題的作品大致包括《葉小靈病史》《銹鋤頭》《蓋樓記》《拆樓記》等。在這些小說中，喬葉集中關(guān)注的是中國社會的現(xiàn)代化轉(zhuǎn)型問題：《葉小靈病史》寫的是農(nóng)民的身份焦慮問題，《銹鋤頭》反映的是城鄉(xiāng)差距和對立問題，《蓋樓記》和《拆樓記》則直接將目光鎖定了“拆遷”。小說所反映的農(nóng)村城市化問題是當代中國最沉重的話題之一，這種沉重對作家造成的壓迫在《葉小靈病史》中體現(xiàn)得最為明顯。鄉(xiāng)村女孩葉小靈一心想做城市人而不可得，于是她在家鄉(xiāng)不得不以讓人譏嘲和不解的方式勉力維持著自己打折的愿望，她對理想的堅貞、她的自愛、勤勉讓人尤為心疼。令人詫異的是，小說結(jié)尾將這一切都顛覆了：當農(nóng)村的城市化改造使葉小靈夢想成真后，她丟棄了自己原來那些美好的情操，變成了一個以“看電視、吃飯、睡覺、找人打牌”度日的庸人。這個結(jié)尾在小說中顯得十分突兀，甚至破壞了人物和故事本有的圓融，但喬葉在此分明是要執(zhí)意打破這種圓融，把葉小靈身上的“病”——農(nóng)民身份焦慮導(dǎo)致的盲目和非理性——展示給我們。喬葉似乎想要借此告訴讀者：現(xiàn)實比我們的愿望沉痛，而她不愿回避這種沉痛。

　　社會問題如果要繼續(xù)追溯，不可避免地會觸及到文化領(lǐng)域，所以，對文化的批判構(gòu)成了喬葉小說批判話語的第二層主題。囊括在這一主題下的作品包括《山楂樹》《他一定很愛你》《指甲花開》等。在這幾個作品中，喬葉集中表達了她對現(xiàn)代文明的批判：在《山楂樹》中，代表現(xiàn)代文明的城市傷害過小雅，也更嚴重地傷害了青年畫家；在《他一定很愛你》中，一個純情的騙子令人心酸且心疼地考驗了我們這個社會的世俗和平庸；《指甲花開》則讓我們清楚地看到了陳腐的倫理信條是如何深深地嵌入到我們的生命，使我們甘愿蒙羞。這些作品的批判矛頭共同指向現(xiàn)代文明對人的異化，這些異化有時是習(xí)焉不察的，有時是尖銳鋒利的。此外，在小說《失語癥》《我承認我最害怕天黑》《不可抗力》中，喬葉選擇在“官場”這一特定空間中，將異化徹底地放大。小說中的女主人公尤優(yōu)、劉帕、小范，一個個光輝燦爛，而與她們相對的李確、張建宏、王建這些男性則都陰郁灰暗。這些女性如一面面明亮的鏡子，映照出我們整個時代的功利、世俗和犬儒。

　　雖然喬葉小說中文化批判指向的是“現(xiàn)代”，但這并沒有使她迫切地膜拜“傳統(tǒng)”，她對“傳統(tǒng)”的復(fù)雜心知肚明：《山楂樹》中山民對青年畫家妻子的排斥、山民愛吃的山楂在城市致人流產(chǎn)，都標識出一種顯著的文化沖突，而不包含厚此薄彼的價值判斷；《指甲花開》中背負羞恥的后輩固然無反省地臣服于俗見，但長輩“二女事一夫”的行為也未嘗不包含著愚昧。可見，喬葉對“傳統(tǒng)”保持了很高的警惕，她在此表現(xiàn)出一種難得的理智和清醒，但也正是這種理智和清醒使她的文化批判陷入了危機——她知道什么不可取，卻不知道什么可取。

　　喬葉文化批判中所顯露出的危機在她面對人性時變得更加顯著。人性話語在喬葉的小說中首先是以建設(shè)性而非批判性的面目出現(xiàn)的，它聯(lián)接著自由、解放，富有啟蒙功能：《打火機》中的余真借一次半推半就的偷情復(fù)活了自己長久壓抑的“壞”，通過“壞”鏟除了自己早年被強暴而留下的心理陰影，“壞”在此作為人性的本能為自己作出了辯護，它反抗的是世俗倫理和它制造的“羞恥”；《紫薔薇影樓》中權(quán)力對女性身體的強占，最后演變成了兩情相悅的偷情，得到辯護的同樣是人性的本能。我們知道，人性不一定是單純的，它既會是革命的力量，也會是破壞的力量，既會通向解放，也會帶來毀滅。所以，當喬葉試圖將她在社會和文化領(lǐng)域發(fā)現(xiàn)的問題通過一個更為普世的人性的角度加以審視和思考時，反而更進一步陷入了困境：《那是我寫的情書》中的麥子代表了人性自由的力量，但愛的自私性卻毀滅了一個家庭和一個生命，同時也使麥子自己陷入了“罪與罰”的永劫。對人性的批判就這樣勉為其難地構(gòu)成了喬葉小說批判話語的第三層主題。人性的復(fù)雜已使我們看到，在對待人性的態(tài)度問題上，簡單的批判或頌揚可能都不恰當，我們所能做的只是一種探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