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凱恩認為，中國文學走出去的數(shù)量固然比以前有所增加，卻遠遠不夠。2012年，美國翻譯出版的漢語圖書僅有16部。在英語世界，出版商出譯作，歷來難銷，而就影響力和聲望而言，英譯中國文學仍未找到自己的村上春樹或卡爾維諾。
他還談及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大痼疾：編輯水平。他認為，中國的很多編輯往往只能粗粗地做些字句上的校對。有些名頭非常響亮的作家會驕傲地告訴他，他們交稿時另有附言：“一個字都不許動。”奧凱恩分析，也許這是因為中國文學由男作家主導，而編輯通常由女性操刀，但你不能動我東西的結果，是作品的質量大受其害。
另外他也認為，許多中國作家最好的作品是中篇，但這也意味著它們得不到翻譯。因為中篇對文學雜志和選集而言太長，單獨成書又太短。
從植物看中國文明形態(tài)
與一般從政治、軍事、經(jīng)濟等角度研究中國歷史不同，日本學者上田信寫了本很有意思的書，名曰《森林和綠色的中國史》（朱海濱譯，山東畫報出版社2013年2月），是從自然生態(tài)的視角來探討中國歷史文化的演進。
上田信認為，正是由于中國具有形態(tài)各異的植被和地形，中國歷史文化才顯得異彩紛呈。他指出，從總體形態(tài)上看，中國歷史上產(chǎn)生廣泛影響的是兩種文明形態(tài)，即北方的黃河文明和南方的楚文明。黃河文明是嚴寒干燥地區(qū)的文明，南方的楚文明是濕潤、溫暖的氣候條件下發(fā)展起來的森林文化。黃河文明造就了《詩經(jīng)》，而楚文明孕育了《楚辭》。古代的中國南方有大片的森林，有極為豐富的樹種，南方人的生活總是和樹木休戚相關，如《楚辭》中，就出現(xiàn)了為數(shù)眾多的植物。
不僅南方的生活和植物關系緊密，整個中國也同樣如此。上田信對《楚辭》中的《九歌》、《詩經(jīng)》中的《國風》、《唐詩選》諸篇章中，對植物名的出現(xiàn)進行詳細的統(tǒng)計。比如《楚辭》中的《九歌》，共255行，植物名出現(xiàn)54次，每5行就出現(xiàn)一次植物名。《詩經(jīng)》中的《國風》，全部共2620行，各種植物名出現(xiàn)255次，平均每10行出現(xiàn)一個植物名。而《唐詩選》的3404行中，植物名出現(xiàn)214次，平均16行1次。從這些統(tǒng)計數(shù)字不難發(fā)現(xiàn)，南方植物繁盛，在詩歌當中也出現(xiàn)得更為頻繁。
“我不太喜歡馬友友的音樂”
谷川俊太郎是日本當代著名詩人、劇作家、翻譯家，被譽為日本現(xiàn)代詩歌旗手，他剛剛出版了新詩集《小鳥在天空消失的日子》（田原譯，湖南文藝出版社2013年9月）。近日他接受《新京報》的采訪，談到了一些著名音樂家。他說：
整體來說我喜歡莫扎特和巴赫。巴赫的音樂會帶給我的心靈一種秩序性。莫扎特是個天才。我要是能把莫扎特音樂的每一章都寫成一首詩的話，我現(xiàn)在死了都愿意。
有個日本的演奏家內(nèi)田光子我也非常認可。馬友友大家都評價很高，但是我不太喜歡他的音樂，和他見面我很喜歡他的人，但是只談音樂的話，我覺得我和內(nèi)田光子有種共鳴的感覺，但是和馬友友可能就沒有這種感覺。
我和小澤征爾是非常好的朋友。我一直很喜歡德國的一個樂團演奏的巴赫的樂曲，結果小澤征爾指揮這個樂團演奏的巴赫的音樂讓我非常失望，聽了那一場我覺得小澤征爾還是個亞洲人，不是西洋人。
殺千刀
所謂“殺千刀”，即中國古代最殘酷的刑罰：凌遲處死。《殺千刀：中西視野下的凌遲處死》（卜正民等著 張光潤等譯，商務印書館2013年7月）一書中指出，在晚清時候的西方人看來，最能象征中國古代法律之野蠻殘酷的，就是凌遲。
該書也指出，直到18世紀，歐洲人也都相信，對犯下十惡不赦之罪者就理應以極殘酷的方式回敬他。在這一點上，中國反倒曾是世界上最早廢除殘酷肉刑的國家：上古的刖（砍腳）、宮（去勢）等大刑早在唐代就已廢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