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穿衣、學習用品與文化生活等方面的條件，王衛國更是無法與城里的孩子相攀比。曾在延川城關小學當過路遙美術老師的白軍民回憶：“在小學，王衛國最怕圖畫課，沒有道林紙，更沒有水彩顏料，連那種指頭蛋大的十二色硬塊水彩，一片也得一毛幾，他束手無策，只得端端地坐著，看同學們調色、畫畫，或者找個借口離開教室，不到下課不再回來。每到這時，美術老師便將教案紙遞給他兩張，他借這個同學的毛筆，用那個同學的水彩，三下五除二，敷衍了事，老師一般給他及格分數，諒解其家貧寒。”[3]
一般而言，在貧富差距極大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孩子有兩種心理趨向：一種是極度自卑，把自己封閉起來；另一種是極度自強，在諸多方面有強烈的表現與征服欲望。少年王衛國是后者，他敏感而好勝心強，想方設法改變其處境。他一直是村小學的“孩子王”，他要在這里奪回在城關小學中失去的“話語權”。
那時，看場電影絕對是一種高級的精神享受。整個延川縣城只有一個露天電影院，一張電影票一毛錢。當時的一毛錢，相當于一個小干部日工資的十分之一（當時級別最低的干部月工資為三十元），但卻差不多相當于一個農村好勞力的一天工值（當時大部分農村壯勞力的日工值為一毛多錢，經濟條件差的生產隊甚至連一毛錢都達不到）。能看電影的大都是縣城里的干部子女。在電影是強勢的大眾精神享受與文化消費的當時，一部電影中的人物往往是人們議論的話題。縣里每放映一部電影，就很快成為城里孩子議論的焦點。這些城里孩子往往把許多農村孩子也吸引過去了，這是好勝心極強的王衛國所無法接受的。他也嘗試著通過“爬下水溝”的方法來觀看電影，但是都沒有得逞。
1991年6月10日，已經榮獲“茅盾文學獎”的路遙在給西安礦業學院學生演講時，情不自禁地回憶到當年“爬下水溝”的恥辱：“想到自己青少年時期的那種艱難，叫你覺得自己簡直就是從下水溝里一步一步爬出來的。說到這里，我想起小時候有一個情節在腦子里印象很深，就是爬下水溝，這也是我整個童年、青少年時期的一個象征。那時候在縣體育場的土場子上放電影，一毛錢的門票也買不起，眼看著別的同學進去了，我們幾個最窮的孩子沒有票，只有從小水道里往進爬，黑咕隆咚的，一不小心手上就會抓上一把狗屎（笑），但是為了看電影，手在地上擦幾下還要繼續往里爬。誰知剛進洞子，就被巡查員一把從帽蓋子上抓住，抓著頭發又從大門把你送出去。我們兩眼含著淚水，只得灰溜溜地離開這地方。”[4]
電影是看不到了，但王衛國想到通過閱讀方式獲取信息的渠道——縣文化館閱覽室是免費的，那里有很多報紙雜志。當發現這個“新大陸”后，他經常在星期三和星期六下午往縣文化館閱覽室鉆，因為這是他“法定”的尋干糧時間。他像一頭饞嘴牛犢闖進菜園子，拼命地啃食，不到下班關門，他絕不離開這個地方。閱覽室有事關門時，他又很快找到了新華書店，鉆到新華書店看半天。時間長了，售貨員就趕他走：“這是書店，要看到文化館去。”這時，他才悻悻離開。他也經常在文化館與新華書店兩個地方交替看書。久而久之，這兩個地方的工作人員都認出這個愛讀報、愛看書的男孩。王衛國也經常有因看書而耽誤回村尋干糧的事情。等回到村里常常是上燈的時候，他“宣謊”[5]說換了校長，不準“半灶生”提前離校。他也有看書時撞上老師的時候，他就煞有介事地“搗鬼”，說已經約好誰誰，人家讓在這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