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9年開始，朱清時在短短5年內，從零籌建南科大，并力爭把它打造成“中國的麻省理工學院”。今年9月，他將離開學校，開始他的“68后人生”。朱清時5年聘期將滿，一直在反思：“頭幾年把很多問題想得簡單了一點，路走得很坎坷；如果從頭再來，一定會做得更好、走得更平穩。”

　　我不認為朱清時校長，把問題想得“簡單了一點”，而就是“從頭再來”，也估計會重演目前的戲碼。朱校長在南科大推行的改革，其實并不復雜，“自主招生、自授學位”，以及“去官化，去行政化”，這都是國家教育規劃綱要已經明確指出的改革方向，教改之所以變得復雜，是因為行政部門并不愿意放權，打破現有的權力和利益格局，這導致清晰的改革路徑，弄得模糊不清。就是給朱校長再一次機會，如果行政部門還是不愿意放權，南科大的改革路還是十分艱難。

　　朱清時坦陳：“去行政化之路如果滿分是100分，現在我們也就60分而已，我們為了前進不得不迂回、斡旋。”這不僅是朱校長個人的遺憾，也是南科大整體辦學的遺憾，而這遺憾來源于，南科大的舉辦者，沒有按最初的設想，立法制訂南科大章程，朱清時校長曾談到要在任內推動制訂南科大章程，但深圳市人大常委會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將南科大章程的制訂納入立法程序的打算，南科大辦學只有依據由深圳市政府制訂的南科大管理暫行辦法。

　　南科大章程的難產，是教改阻力的生動注腳，我國教改要推進，關鍵在于應將教育部門主導教改，轉變由人大立法推進教改，這一方面將改革納入立法框架，另一方面，也可切實要求政府放權，而不像現在，完全由政府部門說了算，而推進國家教育規劃綱要和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到的管辦評分離的改革，恰要約束行政權力，教育改革的核心就在于此。沒有建立約束政府權力的機制，這可謂南科大改革的最大遺憾。

　　作為一所全新創建的學校，南科大推進教改可謂“天時”、“地利”，甚至一度大家認為“人和”的因素也具備了。所謂“天時”，是國家剛頒布面向2020年的教改規劃綱要，下定決心推進教育改革；所謂“地利”，是南科大此處改革開放的前沿深圳，有理由在教育改革方面可以走在全國前列；而“人和”，則是朱校長和深圳有關負責人，都有改革的主動意識，全新的南科大可以輕裝上陣，避免改革遭遇校內傳統勢力的阻撓。

　　可是，這卻沒有帶來一所大學期待中的南科大，在首屆學生招生時，南科大曾令大家眼睛一亮，毅然走出一條不經過傳統高考的新路，可是，隨后南科大首屆學生被要求參加高考、深圳市委組織部門出面為南科大公開招聘局級副校長、南科大理事會過半理事是官員等等，接連讓關注南科大改革者受到打擊，政府部門依舊用傳統的思路舉辦南科大，而這之后的南科大，也越來越靠近體制內高校，學校也用高考錄取分數、“千人計劃”學者數等體制內高校十分看重的指標，來評價學校的招生和教師隊伍建設。與此同時，南科大校內也傳出不和諧之聲，援建的香港科技大學教授公開發文質疑，個別學生的退學，更令南科大處境艱難。

　　朱清時擔任南科大創校校長的五年，其最大的貢獻是，為這所學校樹立起“改革”的形象，并由此獲得巨大的聲譽。但總體而言，南科大改革的“說”，遠大于“做”。朱清時校長提到的“去官化、去行政化”、“自主招生、自授學位”改革，大多沒有得到落實，這發生在舉國上下宣傳要進行教改的大背景中，實在令人噓唏不已。教改在一所新建的學校推進都如此艱難，更何況在一所傳統的大學中推進了。必須承認，教育改革確如朱校長所說，不可能一步到位，但是，必須做到循序漸進，而遺憾的是，循序漸進的改革，在南科大也很難尋覓，目前的南科大，正在向一所傳統的體制內大學靠近。離公眾的改革期待漸行漸遠。

　　這給我國教改太多的反思。南科大其實是一塊改革的試金石，檢驗是否要動真格推進教改。可以說，過去這五年，南科大試出了教改的阻力究竟來自何方，而問題在于，在清楚地知道改革的阻力何在之后，誰來破除這些阻力。這是給進一步推進教改提出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