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一名家長打來電話投訴，廣西玉林市興業縣賣酒鎮第二初級中學(以下簡稱“賣酒二中”)這樣一所地處偏遠的鄉鎮中學，很難引發外界的興趣和關注。

　　這名居住在賣酒鎮樂太村的家長在電話中稱，8月11日，就讀于賣酒二中九年級(初三)的孩子就要返校補課，學校老師還要學生每人寫一份自愿利用暑假去學校復習功課的申請書，并要求家長簽字。

　　“申請書上寫著‘如果我不遵守學校規章制度，導致事故發生與學校無關’。我一看到這樣的話，就知道肯定是老師教的，他自己絕對寫不出來。”這名家長表示，教育部門規定要“減負”，嚴禁假期補課和提前上課，可學校卻以學生寫申請的方式組織補課，違規不說，還逼學生說謊，這是最讓他不能接受的。

　　各地中小學校利用假期補課早已算不上新聞了，但這位家長執著的態度和對教育現狀的擔憂，還是讓中國青年報記者決心去賣酒鎮走一趟。

　　假期補課：不能說的秘密

　　賣酒二中是位于玉桂公路邊一個山坳里的鄉鎮初中，建校19年。8月底一個下午，記者4點來到學校，兩扇鐵皮大門緊鎖著，老師進出時會開鎖通過鐵皮門上的一扇小門。

　　校園內，十多個女生正在操場上打籃球，看到記者陌生的面孔，她們紛紛把頭扭過來。

　　“你們是九年級的學生嗎？”

　　“是的。”

　　“學校這么早就開始上課了？”

　　“沒有啊。”稍作遲疑后，她們答道。

　　順著她們指引的方向，記者看到不遠處樹蔭下，幾個老師正在聊天。得知記者的身份和來意后，他們有些神色緊張。

　　“這些學生都是住附近的，想來學校打球玩玩，就放他們進來的。”一名男性數學老師還表示，老師們之所以放假了也在學校，主要是住在學校方便。

　　但此前一天，記者在學校周圍走訪時了解到的情況卻跟校園里的這些說法全然不同。

　　家住賣酒鎮樂太村的任麗(化名)就讀于賣酒二中122班，新學期來臨，她馬上就要成為九年級的學生，但學校8月11日就通知大家返校學習，讓她提前體驗到九年級的緊張生活。

　　補課期間，寄宿在校的任麗每天早上5點50分就起床了，去食堂吃完早餐，她便會自覺地上教室默單詞，背政治、歷史、語文，直到7點50分老師正式開始上課。上完上午4節、下午2節課后，下午4點左右她可以自由活動到晚上6點半。“平時晚上是3節課，但補課期間，我們晚上只上2節課，9點20分就可以回宿舍了。”任麗說。

　　這兩天，因為老師有事，9年級被要求補課的2個重點班學生獲準回家休息。在賣酒二中，每個年級有6個班，2個重點班，4個普通班。普通班的孩子成績較差，也無心學習，學校并不對普通班的學生作補課要求，只有重點班學生才能享受到學校特殊的“關照”。

　　但也有不少重點班的學生似乎并不“領情”，重點班學生衛楠(化名)說，因為8月20日下午要返校，從前一天晚上開始，班上不少同學都更新了QQ簽名：“又要回學校了，苦逼的生活又要開始了”。

　　衛楠告訴記者，從七年級(初一)開始，每次假期補課前，班主任都會囑咐大家寫一封申請書，除了必須要寫上是自愿來學校復習功課，以及發生事故與學校無關外，其他內容可以自由發揮。

　　“班主任還教我們，如果碰到陌生人問我們在干什么，就說來學校玩或是找老師的，無論用什么理由，就是不能說是去補課的。”

　　“說補課的話會怎么樣？”

　　“如果說補課，班主任就把你下放到普通班去。”衛楠說。

　　“如果換你怎么辦？”

　　“作為一個普通老師，我也很討厭補課。”經過一番溝通后，在賣酒二中行政辦公室，教物理的莫老師坦率地說，其實補課現象很普遍， 現在大家都在搶時間，搶時間就是搶(學校教學質量的)生命。

　　“為什么大家都是想著給學生補課，而不是著力通過提高課堂效率來抓質量呢？”記者問。

　　“其實都是一樣的，只是一個是在學校課堂里加班加點，一個是學生自己在家里加班到12點，你看不到而已。”莫老師說。

　　事實上，在教育主管部門“禁補令”的三令五申之下，學校組織補課的形式發生了很大變化，但補課的現象卻依舊普遍存在。城市的學校因為監管較嚴，不敢組織學生到校補課，但老師在家辦班，家長送孩子去補習學校的現象比比皆是；而縣鄉農村地區，監管相對薄弱，學校從以前組織學生補課，變成學生主動要求返校學習；從公開的補課變成了“不能說的秘密”，賣酒二中只是加入這種轉變的無數鄉鎮中學中的一所普通中學。

　　對于補課，賣酒二中重點班的學生們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今年畢業的112班學生小林今年以4個A+的成績考上了玉林一所重點高中，他覺得假如學校不給學生補這么多課，也許他考不出這樣好的成績。他說，通過補課，九年級上學期就把整個學年的課程都上完了，下學期可以進行強化訓練，對提高成績有很大幫助。

　　回想起3年的初中生活，小林覺得對學校的感情挺矛盾的：覺得學校好是因為老師負責，管得嚴，但有時候老師各方面都管得太嚴了，除了學習，還管生活、吃喝，連學生帶到宿舍的零食都會被班主任沒收，讓人感覺很不自由。

　　而今年上九年級的任麗則認為，大量的補課，使得學習生活特別乏味無聊，人在心不在，學習效果也并不好。任麗說，除了假期補課，平時周末也要補，重點班的學生一個月只有一個周末能回家休息一天，一些特別戀家的女生忍受不了，都轉去普通班了。

　　任麗透露說，學校補課期間不收補課費，但向學生收取的伙食費比平常高，給老師的補課補貼也是從伙食費里出的。以假期補課為例，要等到快結束時，再根據實際補課天數來繳納伙食費。

　　記者根據幾名學生提供的伙食費金額計算了一下，每個參與補課的老師，每月所能得到的津貼最多也就是幾百元。和城里一堂課幾百元的補習班相比，這似乎更接近一種義務勞動而不像是“有償補課”。

　　一名賣酒二中的老師得知記者的來意后，反復問道：“記者，如果換你來我們學校，你會怎么辦？”

　　“不得不補”背后的鄉村教育之痛

　　“我也感到非常困惑、矛盾。”見到記者，賣酒二中校長李軍開門見山地說，補課現象難以禁絕，這背后是各個學校教學成績的比拼，其壓力不僅來自教育部門的考核，更來自于越來越多周邊鄉鎮家長學生用腳投票的選擇。

　　賣酒鎮因為離玉林城區較近，很多學生的父母在城里打工，就把孩子接到城里讀書。雖然有些城里的學校對于非戶籍所在地的學生就讀不免學費，但對很多農村家庭來說，現在一學期幾百元的學費也算不上什么負擔。

　　今年秋季學期還沒有開學，賣酒鎮有好多小升初的學生都已經去玉林城區的初中報名了。“一下子少了幾十個生源，都是拔尖的學生。”李軍惋惜地說，除了小升初的畢業生，還有一些學生會在中途轉學。上級教育部門在考核學校時，入學率是一項重要指標。為了提高入學率，賣酒二中每學期開學時，都會通過組織校園燒烤、十佳歌手大賽等活動來吸引學生返校。

　　從硬件條件和跟外界交流接觸的機會來說，鄉鎮學校跟城里的學校客觀差距明顯，如果再不抓成績，好的生源只怕會流失得更多，學校愈加會陷入惡性循環。

　　義務教育階段課改后，基層初中面臨的形勢可以說更嚴峻了。一方面小學升初中不用考試，全部直接升入中學，和過去相比，學生的學習能力非但沒有進步，反而厭學的比例更高了。記者看到一份賣酒二中期末考試的成績表，普通班的學生中，各門功課及格的學生都得打燈籠找。對于同樣要求減負的初中教育來說，教學模式改了，但評價的模式卻沒有多大變化，這讓學校的管理者感到十分困惑。

　　李軍認為，評價一個學校的教學質量，應該比較從入口到出口的變化和提升，而不僅僅是看最終的成績高低。“都說名師出高徒，但事實是高徒出名師，有好的生源來，我才能夠把他培養出好的成績。不然各個學校也不會那么瘋狂地爭搶生源了。”他說。

　　讓這個校長發愁的不僅是生源，還有師資力量。來賣酒二中擔任校長的3年，沒有來一個新的老師，倒是不斷有好的老師走。像今年學校就有3個優秀教師調去玉林市，“培養一個好老師，沒有三五年是不可能的，學校要給他非常多的機會，包括培訓、各個方面的投入，讓他成為骨干老師，但最后成長起來還是走了。”李軍感嘆地說。

　　李軍曾在學校嘗試過一些新穎的教學模式，但老師感到壓力非常大：一方面是備課量太大，另一方面老師的教學能力跟不上。可能一個學校能選出幾個能力強的老師，但如果學校各個班都要求這樣做，老師的水平參差不齊很難實現。

　　在他看來，教改要實施到位，需要相應的設備、受過專業培訓的師資，但很多鄉鎮學校的實際是——連上英語課都找不到英語專業畢業的老師，大部分學校最后只能選擇最適合自己的教學模式。

　　教育資源的分配不公、城鄉生活環境的兩極分化，使得通過補課抓成績，成了很多貧窮落后地區學校抓質量、謀發展的最后一根稻草，何其悲哀。(本報記者 謝洋 通訊員 唐祥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