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日上午，四川瀘州19歲少年曾鵬宇在微博上直播他的自殺經過。網絡上人群迅速聚集，這場自殺被圍觀。一些人勸慰、報警，一些人嘲笑、不屑。小曾在微博上留言“老子不死了行不行”，有人說“不行”，有人說“你賠我流量”，也有人說，“你必須死”。從網絡到現實，他最終還是死去了。

　　見過許多的直播自殺，都仍未能讓我們對此多一份惻隱之心，實在是令人遺憾。自殺的過程在被直播，網友的圍觀百態也鮮明地暴露在每一條微博之下的評論中。除了勸慰，嘲笑與不屑，乃至直言“你必須去死”，在某種程度上還非個案。可為佐證的是，在他的每一條直播自殺的微博中，都不乏點贊者。甚至他留在這個世界的最后一條微博，收獲了近5000條的贊。當直播自殺通向現實生命的終結，再來看這樣的“圍觀者說”，顯然讓人感到無力與憤懣。

　　直播者已逝，我們再也無法確知部分網友的這種行為，到底對于他作出“必死”的決心產生了怎樣的影響，但那句“你們如愿了”足以令人愧疚。寫下《世界如此險惡，你要內心強大》的青年學者石勇，曾如此分析過直播自殺現象：一心求死的人，已經對這個世界無話可說，既不希望有人看到，也不想看到別人了。所以，他如果“直播自殺”，說明他即使求死的程度很強烈，仍然想和這個世界打交道，也即仍有生的留戀。于此而言，在網友的圍觀下，固然有人報警并試圖安慰，但那些點贊甚至仍以炒作之動機揣度的人，或許是以最殘忍的方式斷絕了一位有自殺念頭的青年，最后一次與世界打交道的機會和其對生的最后留戀。

　　是的，每一份面對生命的“喝倒彩”，都應該被反思，并得到改變。但很顯然，當直播者最終死去，追問圍觀者的責任已顯得極其蒼白，更重要的是，置于一個開放的網絡生態，我們固然要呼吁每個人負責任地、理性地參與，但正如現實社會一樣，它不可能百分之百“純凈”。因此，在審視圍觀者的責任時，還須直面這樣一種現實：這個19歲的生命，是在千萬人面前以公開的方式完成了自殺，但卻并沒有得到有效的阻止與心理援救，這或是最令人不堪之處。

　　自殺或許每天都在我們身邊發生，就連直播式自殺也已不新鮮。但由圍觀者的態度不禁讓人疑問：有關自殺，我們真正懂得多少？又有多少可以被信賴的干預力量在制止自殺？有數據顯示，在全球每年100萬自殺身亡的人群中，超過四分之一來自中國，我國已屬于高自殺率的國家。但與此對應，國內的自殺干預機制還極其匱乏。盡管近年來民間已出現了一些心理危機干預志愿組織，但鑒于在經費、人才和法律保障上的尷尬，其運行并不暢通，且存在過大的供應缺口。

　　可以說，盡管我們已邁入高自殺率國家的行列，但之于自殺的認識與有效干預機制仍極不匹配。在很大程度上，自殺仍被視為個體或是家庭之事，其在社會層面的負面意義與影響仍在被低估。這樣一種認知隔閡，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何發生在公共領域的自殺卻習慣性地遭遇“起哄”。事實上，點贊的圍觀者或并不是出于對生命的本然冷漠，而是未能充分意識到自殺的真正可能，看到自殺，對炒作的推斷要勝于對自殺可能性的判斷。由此而言，強化對于科學的自殺干預理念的普及，對于避免類似的冷漠圍觀將起到積極作用。而面對直播自殺，在公共網絡平臺，能否建立有針對性的組織干預體系，縮短網絡勸慰與現實救援的時間，也值得思考。

　　這方面，一些高自殺率國家的經驗或值得借鑒。如針對自殺的嚴峻形勢，日本政府于2001年首次撥款成立了專門的防止自殺機構。2006年出臺了《自殺對策基本法》，詳細規定了國家、地方公共團體、雇主等的責任，以及對自殺者親屬以及自殺未遂者的支援，并每年發行《自殺對策白皮書》。這些舉措都表明自殺這一現象在社會層面得到足夠的重視。而要避免直播自殺再次成為現實，除了呼吁個體的理性，建立日常式的干預機制，也是我們的必要路徑。朱昌俊(四川 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