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接連被曝光的留守兒童悲劇事件讓杜爽特別擔心，這位長期從事教育公益事業的北京歌路營公益組織總干事認為，一個個觸目驚心的悲劇展示了留守兒童高危的一面，在這背后，孩子們更多普遍性的需求沒有解決，極端事件還有可能再次發生。

　　與此同時，處于輿論關注中心的貴州省畢節市相關部門也感覺“壓力巨大”：一方面是在關愛留守兒童過程中不斷加碼的工作量，讓鄉村教師和基層干部超常規工作，身心疲憊；另一方面接連發生的四名兒童喝農藥自殺、兩名兒童被殺害等極端事件，又讓輿論質疑政府和學校到底在如何作為。

　　畢節市七星關區田坎鄉田坎小學教師楊小琴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除了上班期間的教學、批改作業外，下班后的大量時間要用在走訪留守兒童家庭上，很少有自己的業余生活，“精神一直不放松，經常很緊張，怕孩子們出事。”

　　今年6月9日發生的4名兒童喝農藥自殺事件中，年紀最大的孩子正是楊小琴的學生，事發前3周，楊小琴到這個學生家家訪了4次，事件發生后，她接到了等待調查結果給予相應紀律處分的通知。

　　面對政府、學校、老師、社會同時感受到的緊張氛圍，杜爽認為，長此以往未必有利于推動問題解決，“人的關系越放松時，越有可能親密，目前全員緊張的狀態沒有好處。”

　　杜爽和同事們曾經給留守兒童做了一項心理問題調查，結果顯示，“師生關系”和“別人總說我不好”是受訪者最重要的心理問題。

　　杜爽認為，這也折射出緊張氛圍和心理問題是現在留守兒童身上重要的問題，如果更多社會力量參與到問題的解決中，會成為各方之間的潤滑劑。

　　中致社會發展促進中心今年7月發布的《鄉村幼兒園留守兒童發展支持調研報告》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現狀：在獲得過外界支持和幫助的地區中，提供支持和幫助最多的是政府，占比為18%；其次是社會組織，占比為11%；第三是志愿者方面，占比9%。

　　這意味著，受訪的留守兒童接受社會幫助僅只有一成左右來自社會組織。

　　全國律協未成年人保護專業委員會主任、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主任佟麗華認為，這個比例太低了。

　　佟麗華認為，進一步強化父母的監護責任、專業社會組織提供社會服務、政府做好監督和違法行為干預，是推動留守兒童問題解決最重要的三個方面，“單靠政府就能把事情做好是不可能的。”

　　佟麗華建議各級政府應該在“十三五”期間推動在留守兒童較多的縣實施“一十百千萬”工程，即在每個實施縣培育、孵化一家專門盡心從事兒童保護工作的社會組織，每個社會組織有十名專職工作人員，這些專職人員應具備社工、法律、心理學等專業知識背景，同時發展出百千萬志愿者參與其中，在專業社會組織的指導下開展留守兒童關愛工作。

　　“市場化運作這樣的社會組織，政府出錢購買專業的服務，并監督服務是否到位。”佟麗華說。

　　杜爽提醒，專業的社會組織提供的社會服務明顯有別于志愿服務，也不能把社會愛心組織和專業社會組織直接畫上等號，“能否根據大規模的需求，拿出合適的解決方案，考驗著社會組織的專業性。”

　　杜爽認為，目前還需要社會組織提高自身專業性，能夠在關愛留守兒童方面創新出更多方法，以滿足大規模、低成本的需要，一些引導性的基金也應該更加支持這方面的研究。

　　杜爽同時建議，率先關注留守兒童群體中的“獨居群體”，“找到他們并建立檔案，評估他們的心理狀況，這非常重要，這個群體是留守兒童群體中最高危的。”

　　《鄉村幼兒園留守兒童發展支持調研報告》顯示，在鄉村幼兒園留守兒童中，58%的留守兒童父母雙方均外出務工。

　　中國青年報記者從畢節市委宣傳部得到的數字顯示，畢節市曾經排查出全市有374187名留守兒童，其中無人監護的5521人。畢節市曾經選擇勸導父母回鄉監護、委托親臨監護、集中救助管護、鄉干部或老師臨時幫扶代管等四種辦法幫助這5521名兒童。

　　在杜爽看來，政府通過行政手段的作為并不能完全解決問題，專業社會組織的力量參與其中，可能效果更好。

　　她呼吁畢節當地的社會組織嘗試開展一個“獨居兒童父母返鄉支持計劃”，由社會組織整合力量，在獨居兒童的父母一方返鄉后，提供就業創業扶助和技能培訓，讓獨居兒童感受到父母情感上的支持和心理上的連接。白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