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盼望政策陽光更多照耀我們”——山區教育“天井縣”現象的背后

　　橋東頭和橋西頭，教師工資差了千余元；相鄰的兩個縣，貧困生補助比例翻了一倍多……

　　新華社記者近日就鄉村教育調研時發現，在中、西部交界的山區，悄然出現“四周崛起，中間凹陷”的教育“天井縣”，映照出一個令人憂心的問題：人口基數大、密度高、長期相對缺乏關注的中部地區，在東部資源匯集、西部政策利好的現狀下，是否正逐漸成為農村教育的“洼地”？

　　20米小橋，劃出農村教育貧富差

　　從長沙驅車7小時，穿過數座大山，才能到達位于湖南西南角的國家級貧困縣——通道侗族自治縣。這里地處武陵山、雪峰山兩大山脈之間，是典型的“老少邊窮”地區，也是武陵山片區扶貧攻堅的主戰場之一。

　　通道縣位于湖南、貴州、廣西三省份交界區域，與廣西龍勝各族自治縣、廣西三江侗族自治縣、貴州黎平縣接壤。作為“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區縣，通道縣產業基礎薄弱，基礎設施、公共服務水平落后。

　　牙屯堡中學，位于湘、桂、黔交界的核心區域，是通道縣牙屯堡鎮唯一一所鄉村中學，有初中3個年級，708名學生中，漢族學生僅30余人，絕大多數是侗族，還有少部分苗族。

　　從牙屯堡中學坐車到通道縣城，需要一個多小時，但離貴州林溪中學僅40分鐘車程。盡管“比鄰而居”，但與三江縣、龍勝縣、黎平縣相比，不少方面差別很大。

　　以教師待遇為例，牙屯堡中學的教師平均薪資在每月2100元左右，用校長吳必鋼的話說，“兩千元工資，如果只在鄉下住著不進城，還可以維持，但是不敢生病，病不起。”而在相鄰各縣，教師平均薪資水平至少高出千余元。

　　全國人大代表、通道縣一完小校長蒙蘭鳳向記者舉例：三江縣沙宜村和通道縣甘溪村相鄰，兩村之間架了一座不到20米的小橋，“橋東頭和橋西頭的兩所學校，老師工資差了一大截”。

　　除教師待遇外，學生資助、補助情況也有較大差距。吳必鋼說，這里的學生絕大多數家住侗寨，幾乎都是留守兒童，“屬于侗寨里面比較窮的家庭，勉強維持生活”。但國家財政發放的每年1250元貧困寄宿生生活補助費，學校只有40%的學生可以申領。

　　“真正需要這筆資助費用的學生比例在80%到90%，所以只能‘輪流坐莊’，除了特別困難的，其余名額只能今年給你明年給我。”而據通道縣提供的材料，在屬于其他省份的相鄰地區，這一項補助的覆蓋比例是100%。

　　另一項“差別政策”是學生營養餐。“有家長為了給孩子更好的教學資源，背著鋪蓋帶著家當從大山里出來，把孩子送來縣城讀書。”蒙蘭鳳告訴記者，學生營養餐補助計劃，通道縣僅農村義務教育學校享受，而且廣西等一些地區，這一補助是城市農村全覆蓋。

　　“通道作為少數民族聚居區，整體來看就是一個大農村，在縣城學校上學的孩子大多來自農村貧困家庭，卻享受不到營養餐。”蒙蘭鳳說。

　　一線之差天壤之別 政策不均造就教育“天井縣”

　　“政策陽光能不能更多照耀我們？”蒙蘭鳳、吳必鋼等基層教育工作者不明白，“明明是緊緊挨著、‘山同脈、水同源、人同俗’的相鄰縣，為什么通道卻成了被裹在中間的一個教育‘天井’，各種資源都是‘凹陷’的？”

　　湖南通道縣、廣西三江縣和龍勝縣、貴州黎平縣基本縣情接近，皆以侗族為主，均屬武陵山連片扶貧開發地區。廣西、貴州的三個縣呈U字形環繞在通道縣的東、西、南方向。截至2012年，通道縣侗族人口比例最高。

　　通道縣提供數據稱，2012年該縣GDP總量在四縣處于末位，比其他三縣均少10億元左右；財政收入上，2012年其總收入、公共財政預算收入都處于末位。

　　記者了解到，盡管經濟狀況處于末位，但由于通道縣沒有被列入西部大開發等多項政策傾斜扶持范圍，因此在扶持政策上與周邊不少地區存在較大差距，教育領域尤其明顯。

　　通道縣教育局計財股股長莫政林介紹，武陵山片區農村中小學教師享受津貼，在湘西自治州這份津貼由省財政全額承擔，而在通道縣，省財政補助60%，縣財政需配套40%。“上級政策要求教育配套資金比較多，2014年通道縣本級財政配套906.1萬元，僅這一項就占縣本級財政收入的5%。”

　　湖南省教育廳教師處一項摸底調查顯示，目前湖南鄉村教師人均月收入2483元，待遇低導致偏遠鄉村學校的教師流失嚴重，“貴州省的鄉村教師待遇遠高于湖南，湘黔交界處的懷化市等地，不少教師向貴州省所轄的附近學校流動。”

　　莫政林說，在學生補助方面，義務教育階段家庭經濟困難寄宿生生活費補助面存在較大差異。廣西的民族自治縣、邊境縣、國家級扶貧縣補助面100%，而通道縣僅40%。2013年，通道家庭經濟困難寄宿生有7747人，但得到補助僅4471人。

　　普通高中國家助學金補助面和縣財政配套同樣存在差異，莫政林說，廣西上述縣補助面40%，且所需資金由中央和地方財政按8：2分擔，而通道縣僅補助30%，且分擔比例為6：4。

　　事實上，通道縣因受地域制約，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很多。如果依據城鄉低保家庭幼兒、孤殘幼兒、烈士等子女、父母喪失勞動能力幼兒、少數民族特困家庭幼兒等標準計算，通道縣家庭經濟困難學生人數占比達57%。

　　另一個數據，或可側面說明貧困生補助比例的不均衡：從農民人均純收入來看，截至2012年，通道縣處于末位，比三江縣、龍勝縣和黎平縣分別低1130元、906元、853元。

　　教育“洼地”：“不東不西”的尷尬

　　教育“天井縣”湖南通道，是中部地區教育現狀的一個縮影，映照出一個令人憂心的問題：中部地區的義務教育，是否呈現出“不東不西”的尷尬現狀？

　　在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眼里，答案是肯定的。他以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為例告訴記者，西部經費是中央和地方財政8：2解決，而在中部這一比例是6：4。“這種劃分，是由行政區劃來硬性劃分的，一部分中部地區經費甚至比西部還緊張。洼地確實存在，而且有一段時間了。”

　　華東師范大學教育學院與湖北省基礎教育研究中心的一項研究指出，2012年東、中、西部小學生均教育經費支出分別為9603元、4166元和6061元，中部地區僅為東部、西部地區的43.26%和68.73%；人均教育財政支出方面，2012年中、東、西部地區分別約為900元、1600元和1300元，中部同樣處于末位。

　　資源差距和政策傾斜的效果開始顯現：發展水平落后于東部、增長速度落后于西部，中部地區正逐漸成為農村教育“洼地”。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2014年3月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全國31個省份教育事業統計數據和2010年186個區縣校級調查數據表明，中部地區小學和初中均衡水平、教育發展水平增幅均低于東、西部。

　　華東師范大學的研究則顯示，中部地區教育行業年人均收入水平最低，在師資、辦學條件等方面也落后于東部地區和部分西部省份。

　　事實上，近年來國家對中部地區教育投入逐年加大。隨著中部崛起戰略的提出，中部地區教育事業的發展得到更多關注與支持。

　　然而，與中部“掉隊”的現狀相比，任務仍然艱巨。

　　對此，儲朝暉建議，破題“中部新洼地”的整體思路是實現義務教育公共服務均等化。“要把硬性的宏觀區域劃分，轉化成對個體的關照。”實際操作中，他建議將行政區劃進行細化，考慮到同省不同區縣等具體情況。“對地區經濟能力、發展現狀的評估要更科學全面，多維度進行。”

　　還有受訪專家及業內人士呼吁，擴大中部地區農村義務教育的補償性政策覆蓋范圍，形成向中部傾斜的政策體系。例如，促進中部地區農村義務教育全面比照實施西部大開發等相關政策；中央財政予以中部農村義務教育以重點支持，并適當降低地方政府配套比例；中部地區農村教師地方津補貼和“三險一金”實施中央專項補助等。(記者袁汝婷、李亞楠、丁靜、劉奕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