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青椒”的新“范進中舉”

　　□在高校的生態系統里，職稱和項目也劃出了“青椒”的人際圈子

　　□越早拿到青年基金，就越早起步，也就越有可能更早確立自己的學術地位

　　□在研究型大學，沒有青年基金很難生存下去

　　得知自己成功申請到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基金項目”(以下簡稱“青年基金”)，任教于一所部屬師范大學的青年教師胡峰(化名)說“心里的石頭終于落了地”。農業工程專業博士李明則發了一篇博文，《十年磨一劍，祝賀自己獲批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基金》。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基金項目”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專門為年輕科研人員設立的項目，要求男性申請人在35歲以下，女性在40歲以下。近幾年，在高校青年教師中，針對這一上限為30萬元的研究資助項目，正在掀起一股“申青基熱”的浪潮，青年基金越來越牽動著“青椒”(青年教師——記者注)的喜怒哀樂。

　　每年的6月到8月，青年基金的評審結果會陸續傳出來，在科研人員聚集的網站小木蟲和科學網上就會彌漫著一股“躁動的情緒”，《青年基金決定了一個年輕高校教師的科研生涯！》《評審青年科學基金中的問題與收獲》《國家青年基金申請失敗兼對中美科研不同的一些想法》這樣的博文不斷被置頂、熱議，引發社會的關注。

　　今年8月，一篇題為《范進中舉式的青基勝利》的文章在網上流傳，作者稱申請到青年基金后體會到了“范進中舉式的喜悅”，這種說法得到不少青椒的認同。有人還將“中基金”和“中舉”的相似性進行了比較：都有一定的難度，中了以后社會地位驟變，中了以后經濟情況改善，中了以后人都比較癲狂。

　　申請基金和“中舉”還有一點相似，就是成功之前往往會歷經多次失敗。北京一所211高校的青年教師耿昊(化名)是在連續3年申請失敗后，才在今年8月迎來了“勝利的曙光”。

　　據統計，每年約有1萬多人成功申請到青年基金，在成功者的身后，是三倍于這個群體的失利者。

　　“青椒”科研路上的第一桶金

　　在與任職高校簽訂3年崗位目標時，上海青年教師張凱(化名)發現，申請青年基金作為其中一項重要的指標，被明確列出。

　　這意味著，如果3年內他沒有成功申請到青年基金，發表論文的數量和質量又不盡如人意的話，學校有權將其調離科研崗位。幸運的是，張凱在入校后第一年就“中標”了，但這已經是他博士畢業之后的第三次申請。

　　“青年基金是年輕人走上科研道路的第一桶金。”復旦大學青年教師姜波(化名)說，“這對年輕人科研‘開張’的意義重大。”采訪中，“第一桶金”作為青年基金的代稱，被多位青年教師頻頻提及。

　　對于“青椒”來說，青年基金確實是科研經費的重要來源。得知拿到青年基金后，張凱很興奮：“起碼后3年的經費不用操心了。”

　　張凱說，學校和上海市教委都對青年教師搞科研給予支持，分別為新教師提供3萬元和5萬元的科研啟動經費，“但這筆錢并不經花”。張凱以自己為例，要置辦藥品和研究設備，幾萬元很容易就花出去了。“有了青年基金，基本上需要的東西都可以去買，可以好好做科研。”張凱說。

　　但更多的青年教師并沒有來自校方和地方教委的科研啟動經費，他們可依賴的，只有青年基金。耿昊剛進入其所在高校某國家重點實驗室時，只有兩萬元的實驗室開放基金。而他做的實驗又非常“燒錢”，開始他只能依托于其他老師的項目來做自己的研究。但每個項目都有各自的任務，無法讓他探索自己感興趣的方向。

　　“像我們師范類院校，橫向研究(指與企業合作的應用類研究——記者注)的經費很少，只能指望青年基金之類的縱向經費。”胡峰說，“以前沒有申請到項目，只能花課題組其他老師的錢，總感覺欠別人的。”

　　申請到青年基金后，胡峰才終于確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此前，他在兩三個研究方向之間糾結不定。心里的石頭落了地之后，他決定在他的青基申請本子的方向上深入下去。“輕易換研究方向，對以后申請基金，特別是申請重點(國家自然基金重點項目——記者注)和杰青(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記者注)影響很大。”他在小木蟲論壇寫道。

　　學校的熱情，青椒的壓力

　　在準備申請書的3個月里，胡峰一直處于焦灼狀態。他一遍遍地修改，希望讓本子更有可能獲得評審專家的青睞。

　　“寫到后面，感覺就像是在寫八股文。”胡峰說。在寫作的后期，精力不是花在研究本子的創新點上，而是在研究措辭上。“不能讓評審人覺得不舒服。”他說。“號稱國內首次發現某某理論、有某某前景，這往往讓人反感。”而這也是“過來人”給他們的指導。

　　胡峰的壓力和焦灼不是個例，也不是偶然。作為“青椒”科研“第一桶金”的青年基金，不只能讓年輕人的科研生涯順利“開張”，還對和高校教師利益密切相關的項目申請、職稱評定，影響重大。

　　在一些高校，如果講師沒有拿到青年基金，就無法評副教授職稱。申請到青年基金的第二年，胡峰順利晉升為副教授。而他的一位同事，因為申請青年基金屢有波折，無論是職稱評定還是進一步申請“面上項目”，都落后于他。“面上項目”也是國家自然基金委的資助項目，經費額度更大、申請難度也更高。一般來說，申請其他國家級項目，都會要求申請人有主持過國家項目的經驗。

　　胡峰說，按照學校現行的績效考核體系，如果沒有拿到青年基金，老師的績效工資會少很多。此外，在高校的生態系統里，職稱和項目也劃出了“青椒”的人際圈子。胡峰認識的一位老師已經做了七八年講師，雖然論文數量也不算少，但就是因為沒有拿到青年基金，一直沒能晉升副教授，學院領導對她也一直“愛搭不理”。今年，該教師成功申請下青年基金后，學院領導對她的態度“明顯變得熱情了”。

　　在無錫一所高職院校任教的錢王歡申請到青年基金后，分院領導找他談話，鼓勵他繼續深入研究，說實驗場所和人員以及設備，都可以提要求。“有了經費，我可以申請自己的實驗室和辦公地點了。”錢王歡說。

　　耿昊則說，“在研究型大學，沒有青年基金很難生存下去”。每到歲末年初，無論是985、211高校還是普通高校，都會召開全校性動員大會，鼓勵青年教師申請青年基金。有的學校還會舉辦預評審，請來成功申請到青年基金的教師和專家做評委，點評申請本子的細節、可行性，甚至還會為申請人提供一對一的指導。也有學校會特意找來具有基金評審資格的教授做點評，以增加“中標率”。

　　從去年11月開始，張凱任職的高校就開始陸續舉辦申請青年基金的講座和分享會，張凱一場都沒敢錯過。除此之外，學校的科研行政人員還會幫青年基金的申請者們收集資料、修改錯別字，財務處專門幫忙審核基金申請書的經費預算。

　　前幾年，胡峰所在高校為了鼓勵科研人員多申請科研基金，還專門撥出上千萬元的獎勵經費。胡峰申請到青年基金后，校方還給了他5萬元的獎勵。那幾年，學校教師申請到的項目數量和質量都創了新高。但隨著申請到的項目越來越多，學校的考評標準也會“水漲船高”。

　　“沒有項目就評不上職稱，評不上職稱就沒有學生，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耿昊說。

　　不能承受的失敗

　　盡管成功申請到了青年基金，耿昊還是覺得研究經費捉襟見肘。他做的研究需要到西藏采樣，去一次的花費至少10多萬元。“青年基金的錢肯定不夠。”耿昊說，理想狀態下，多做幾次野外采樣更能確保準確，但青年基金的預算限定只能做一次野外采樣。

　　但對于那些申請失利的青年教師來說，耿昊的“梗”只是個“甜蜜的憂愁”。很多女性青年教師博士畢業后忙于結婚、生子，在科研上花的精力自然就少了，工作七八年，還沒拿到青年基金。沒有青年基金就很難評上副教授，只能轉崗成為實驗員。

　　在一些青年教師看來，與女性申請者40歲的年齡紅線相比，“低于35歲”這一年齡限制，對于男性申請者“可能更加殘忍”。“有的博士剛工作就30出頭了，如果再做兩年博士后，就意味著他們沒有太多失敗的機會。”張凱說。

　　胡峰的一位同事是工作幾年之后讀的博士，重新參加工作后超過了青年基金的年齡限制，他只好直接申請“面上項目”。但在沒有拿到青年基金的情況下，直接申請“面上項目”，難度就更大了，壓力也更大。如今，這個老師已經40出頭，但仍然只是講師職稱。“在學院就不太受重視，自己也很郁悶。”胡峰說。

　　胡峰回憶，與他同年申請青年基金的同事，得知失利后哭了兩天，“比較優秀的教師，又很努力，很難接受這樣的結果”。

　　壓力不僅來自于職稱和工資，對于追求學術成就的青年教師來說，申不到青年基金，就意味著其在科研的起步階段就落后了。與同行相比，越早拿到青年基金，就越早起步，也就越有可能更早確立自己的學術地位。胡峰說，如果一直拿不到青年基金，壓力之大可想而知。

　　中部地區某高校一青年教師在讀博士期間就發表了影響因子很高的論文，畢業后聘用學校對其寄予厚望，但他申請了3次青年基金，都以失敗告終。“第一次失敗，大家覺得情有可原；第二次，大家就對他的能力有點懷疑了；到第三次申請失敗，他簡直要崩潰了。”他的同事說。

　　申請結果出來之前，這位老師幾乎天天上“小木蟲論壇”看關于青基的消息。結果出來后，同事們都不敢跟他談起青年基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

　　“申基金熱”的背后，折射出目前的高校評價體系仍然是重科研輕教學，在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過程中，多名青年教師表達了這一觀點。雖然很多高校一再強調教學的重要性，但是，鼓勵科研的“手”遠比鼓勵教學的“手”強有力得多，“有很多硬杠杠”。

　　華東理工大學教師牛德超曾作為“香江學者”在香港理工大學進行博士后研究，他發現，香港同行們并沒有“趕快拿項目、趕快發文章”的緊迫感，而是可以更從容地做些研究。“香港那邊對論文、項目要求真的不高！”牛德超感慨。但在內地高校，如果一個老師幾年都沒有拿到項目或發表論文，就很難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下生存下去。“大陸高校人多、資源又少，大家會更急于求成，競爭壓力大”。(本報記者 李雅娟 馬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