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進一步維護正常醫療秩序,建立和諧醫患關系,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起草了《醫療糾紛預防與處理條例(送審稿)》,報送國務院并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意見征集截止日期為11月30日。
《醫療糾紛預防與處理條例(送審稿)》幾大特點引人關注:一是擴大了處理范圍,由“醫療事故”轉變為“醫療糾紛”；二是強化了人民調解制度,并且引入保險理賠機制；三是同時強調維護醫務人員的合法權益,明確各部門在處理醫療糾紛中的職責；四是力求民事賠償一元化。
醫療糾紛預防與處理,與社會上每個人息息相關。也正由于此,送審稿引起了業內的熱烈討論。《法制日報》記者為此調查了多名醫生的工作狀況,并采訪了業內權威專家,他們以自己的切身體會對醫療糾紛產生的根源、預防和化解提出了有益的意見。
從業15年醫生講述: 患者激烈言辭讓我決定辭職
□ 本報記者 趙麗
□ 本報實習生 王坤
“在一些患者眼中,醫生似乎成了無視生命的‘惡魔’。”
說出這句話時,苗剛咬了一下嘴唇。
一年前,從業15年的苗剛從北京一家三級醫院辭職,下海經商。對于這樣的選擇,他的醫生朋友和從事其他職業的朋友,在態度上呈現出兩極分化。
“不在這個行業的人,覺得我舍棄了一個鐵飯碗,但身在其中者大都會支持我的決定。”苗剛說。
苗剛告訴記者,在自己剛學醫的時候,醫生的職業色彩是純潔的,“從上世紀90年代后開始,社會上對醫生的指責開始多起來,到近年來醫患沖突不斷升級,從言語暴力到肢體沖突,再到惡性傷人”。
過去的十年,中國醫療事業的發展可謂“突飛猛進”,但這十年,卻也是民眾對醫療滿意度最低、醫患矛盾最嚴重的十年。為什么醫療環境好了、技術提高了,患者卻更不滿意了?
苗剛說,在現實生活中,的確已經有很多人因為職業環境而放棄醫生職業。一個真實的故事是,一名在中山醫院ICU(重癥監護室)實習的醫學生,被患者家屬毆打。此后,他放棄了做醫生這條路。
醫患之間的隔閡和不信任感,經過多年的累積后,以各種形式爆發出來。苗剛的徒弟錢華告訴記者,一名在眼科實習的醫學生,甚至見過有患者用錄像機把就醫過程錄下來,理由是萬一出了事可以拿出證據。
促使苗剛最終下決心辭職的,是一件更加“離譜”的事件。一位高齡患者病情危急,經過搶救保住了生命,再次病危時,苗剛準備搶救,而患者家屬卻堅決不愿搶救。醫生問家屬是什么原因要求放棄搶救。家屬回答:“你們把我母親搶救回來,住在醫院,不就是想多賺幾天的錢嗎?”
搶救結束后,醫生把費用清單遞到家屬手上,所有自費的費用只有一千多元。
“讓我們痛心的是,只有拿出這樣的‘證據’,患者家屬才會相信,醫生搶救病人,是職業上最起碼的要求,與賺錢無關。”苗剛說。
“患者對醫療行為不滿意可以進行投訴,使用行政手段,甚至把醫生告上法庭,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為什么有些患者會對醫生實施暴力,這就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了。”曾經做過10年急診護士,目前在北京一家三甲醫院的醫患辦工作的王芳對《法制日報》記者說。
王芳告訴記者,近年來,醫患糾紛有愈加激烈之勢,這與社會的發展、人的需求、對醫生的期望值以及對自身權利維護意識的提高都有關系。同時,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利益驅使。比如說醫生用藥,患者就會想是不是存在過度用藥或者是用高價藥等問題。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就涉及到醫生利益與藥品掛鉤的問題,而這一問題由來已久。所以說,醫患之間的不信任感是一種累積疊加的過程,“惡劣”的醫患關系不是一天兩天形成的。
追溯醫患關系緊張的源頭,是醫療事故、醫生收紅包、過度醫療、開大處方等新聞的頻繁曝光。在接受記者采訪的過程中,所有醫生都承認,醫務界的確存在這樣喪失職業道德的醫生,但因為這些人的丑聞就判定所有醫生“唯利是圖”,讓他們覺得很委屈。
在北京大學衛生法學教研室主任王岳看來,造成醫患關系緊張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是醫療衛生體制滯后于社會需求。醫院目前要靠自己的盈利來維持運營,使得公立醫院具有逐利性,從而導致醫患關系缺乏信任的基礎。另一方面是醫療服務模式轉型的問題,也就是從生物醫療模式轉變到人文醫療模式的問題。
王岳解釋說,生物醫療模式是以看病為醫療服務的核心,而人文醫療模式是以關注人、關心人、幫助人作為醫療服務的核心。根據行業內總結,絕大多數醫療糾紛都是因為醫患之間的溝通只關注技術而忽視服務造成的。純技術因素的糾紛實際并不是很多。
“可以肯定的是,這些因素不改變,傷醫事件是無法遏制的。醫療機構必須將工作的中心從‘病’轉移到‘人’,并克服功利主義對我們的影響。”王岳建議,在醫患關系之間,醫方往往都具有主導這一關系的主動權。因此,絕大多數的醫療糾紛都是可以預防發生的。
“為適應社會轉型期的要求,《醫療糾紛預防與處理條例(送審稿)》可以規定醫療機構應該設立‘醫療社工部門’、‘心理咨詢部門’,并特別關注殘疾人、老年人、兒童、孕婦、外籍人士和少數民族群眾的特殊服務。縣級以上醫療機構應當盡量為患者提供生活幫助,包括且不限于設立母嬰室、兒童游樂區域和臨終告別室等。”王岳說。
此外,在王岳看來,在目前醫療環境尚不能全部扭轉的情況下,在立法過程中,還要更多地考慮如何充分建立有效機制,保護患者權利,減少糾紛。
“比如可以建立重大手術和試驗性醫療行為知情同意錄音備查制度。”王岳建議,在癌癥等特殊患者的保護性治療措施方面和臨終患者維持生命治療方面,法律法規應當明確醫療機構要推行替代同意和生前預囑制度,這樣才能在保護患者自主決定權的同時,解決患者家屬的困惑,“同時還要注意患者病歷的權益保護問題”。
“小醫生”吐槽: 在高強度低報酬環境中煎熬
□ 本報記者 趙麗
□ 本報實習生 王坤
苗剛這次辭職“下海”,本想帶走自己在醫院的徒弟錢華,但最終還是放棄了,錢華說自己還想再堅持堅持。
按照苗剛的話來說,錢華正在經歷醫生生涯中最“悲催”的過程——從業前十年的“小醫生”階段。高勞動強度、低報酬是所有“小醫生”必須面對的現實,不過,除了這些,當下中國的“小醫生”們,還有特殊的困惑:面對不受尊重的社會評價和充滿風險的職業未來。
11月16日上午11點,北京某三級醫院電梯里,兩位正在這家醫院做實習醫生的同學巧遇。女同學手里拎著洗漱用品。
“夜班?”男同學問。
“是啊。剛洗好澡準備回去休息。昨晚太幸運了,足足睡了6個小時,沒什么事。要是輪上值急診班就慘了,別想睡了。”女同學回答。
“唉,那個悲慘的人就是我啊,昨晚只睡了兩個小時,好幾個急診。”男同學沒精打采,一臉倦容。
這樣的對話,并沒有引起電梯里其他患者和家屬的注意,他們要操心的事情很多:這個上午能不能掛上專家號、幾點鐘能見到醫生、疾病幾時能好、要花多少錢……
“世界上最遠的距離,不是生與死的距離,而是醫生和患者站在同一部電梯里,互相之間卻不理解、不信任。”在醫院十樓手術室門口,站在記者面前的錢華一臉倦容,他說,醫生培養周期比別的職業長很多,工作的辛苦程度也要高很多,但大多數病人,僅僅將醫生看作一部精密運行的儀器,他們不能出錯,也沒有理由倦怠。
苗剛的“下海”,讓錢華有了第二位師傅谷滔。但到了中午時分,記者仍沒有等到這位師傅現身。
錢華向記者介紹了谷滔一天的時間安排:
前一天早上8點開始工作的,共做了5臺手術,在值了24小時的班后,“不幸”又排到當天下午3臺手術。也就是說,他很有可能連續工作30個小時以上、做完8臺手術后才能回家吃飯休息。
“別擔心,手術臺上精神高度集中,絕對不會犯困的。”面對記者的驚愕,谷滔本能地補充了這樣一句話。
中午12點,谷滔終于坐在了記者面前,他強打著精神,眼皮卻在打架。
“在大城市的三甲醫院,當醫生的學歷門檻是博士,一般學習時間需要10年,‘小醫生’們的年齡一般在30歲出頭,月收入只有幾千元。”谷滔說,“剛工作那幾年去參加了幾次高中同學聚會,后來都不愿意去了。人家討論買房買車,晉升仕途,我卻拿著可憐的收入值夜班、讀書、考試。‘小醫生’看似已經進入職場,實際上生活內容跟在大學里讀書時差不多,他們除了白天上班,晚上、休息日還要看書、進修、準備各種考試。”
培養周期長、職業風險高、工作強度大、工資待遇低……這是我國醫生普遍面臨的執業現狀。近年來,關于醫生猝死的報道屢見報端。“醫生猝死實際上就是由于工作強度過大而導致的。”北京大學衛生法學教研室主任王岳說,強度過大自然會降低醫生的職業幸福感,也自然會使得醫生和病人之間的矛盾增多。除了薪酬問題,工作強度是目前亟待扭轉的一大問題。
“目前我國存在一個很反常的現象,就是數量很少的醫院承擔著很重的醫療服務任務,而數量巨大的基層醫院卻閑著沒事干,國內有學者研究,60%至70%在三甲醫院掛號的病人是不需要在三甲醫院看病的,都應該在基層看病。”王岳向記者分析說,“高強度工作肯定會直接影響醫生的態度。我們說最好的溝通不是說話而是傾聽,而現在在有些診室,別說說話了,連傾聽的時間都沒有,這個必須要從制度上去杜絕。”
王岳告訴記者,很多學者的研究都證明,醫療糾紛高發與醫務人員工作強度存在直接關系,如果不能從根本上糾正醫務人員工作強度過大的事實,醫療糾紛很難徹底解決。
因此,王岳建議《醫療糾紛預防與處理條例(送審稿)》建立我國醫務人員最高工作強度制度,并明確醫療機構違反這一制度的法律責任。
“比如中央可以評估并制定各級醫療機構醫務人員工作強度具體量化指標,引導患者合理分流,嚴禁醫療機構出現超負荷、超工作強度現象。醫務人員發現醫療機構存在超負荷、超工作強度的現象,有權通過工會、行會或衛生行政部門投訴,并尋求改善。”王岳建議,違反上述規定的醫療機構,可以責令其相關科室停止執業活動,甚至可以給予高額度的罰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