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 朱巍

　　《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以下簡稱《規定》)出臺，旨在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強調青少年身心健康，保障社會知情權，維護國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法律文件，必將終結違法違規的網絡直播亂象，促進互聯網直播行業健康有序發展，形成向上向善和風清氣正的網絡生態，建立有法可依的網絡直播法治環境。

　　一、強化網絡直播新聞信息服務管理制度

　　按照我國現有《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管理規定》，時政類新聞是指“有關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社會公共事務的報道、評論，以及有關社會突發事件的報道、評論”。新聞單位和非新聞單位利用互聯網發布和轉載時政類消息必須依法取得相關資質后方可進行新聞活動。然而，目前我國從事互聯網直播的平臺多達數百家，其中絕大部分的直播平臺不僅業務主播沒有新聞資質，甚至連平臺本身也不具備新聞資質。這些不具備法律資質的網絡直播活動，一方面嚴重違反了規定，造成了互聯網新聞采編和發布活動的混亂；另一方面，大量以片面追求點擊量和商業效果，忽略新聞真實的“標題黨”和“謠言黨”充斥互聯網直播市場，嚴重侵害了公眾知情權，危害了社會穩定和經濟秩序。

　　因此，《規定》強調了提供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直播的“雙資質”制度，即直播平臺和直播發布者都必須依法擁有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資質。同時，《規定》針對新聞信息服務直播的傳播速度和影響程度等特點，明確了新聞信息直播及其互動內容的“先審后發”制度。這就最大限度地在新聞生產端口上保證了新聞的真實性和公眾的知情權，最大程度地遏制了新聞侵權和虛假新聞的不良影響。

　　為保證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的專業性和真實性，《規定》明確了提供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直播平臺的“總編輯負責制”。在互聯網新聞直播“雙資質”的基礎上，《規定》要求從事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的平臺必須設立總編輯，總編輯應對本平臺發布的新聞信息內容負總責。

　　提供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的直播平臺在總編輯負責制基礎上，應保證新聞信息的“真實準確、客觀公正”，這不僅包括“雙資質”新聞直播平臺的采編和發布新聞的過程，而且還包括轉載新聞信息的真實準確，轉載新聞信息應在“顯著位置標明來源”，保證新聞信息來源的可追溯。這就打擊了“標題黨”、“片面黨”、“歪曲黨”等嚴重損害新聞真實客觀，侵害公眾知情權的直播違法行為。

　　二、明確直播平臺主體責任

　　我國網絡直播實踐中，廣泛存在為追求商業利益，網絡主播忽視法律和道德底線，以“性暗示”、“爆粗口”、“搏出位”、“靠炒作”、“獵奇”為代表低俗化和無底線的趨勢，網絡直播已經出現蛻變成違法違規表演的顯著傾向。大量所謂的“網紅”靠網民關注度，無視法律法規，大量發布虛假廣告，甚至以“做電商”、“搞公益”、“組建社團”、“交友”為幌子，從事傳銷、網絡詐騙、賣淫嫖娼、網絡賭博和其他侵害網民合法權益的違法活動。同時，現階段網絡平臺的商業模式完全建立在“網紅經濟”基礎上。因此，個別直播平臺忽視法律和道德責任，放任甚至鼓勵網絡主播的違法行為，已經對產業、社會和網民合法權益造成了嚴重后果。

　　針對網絡直播中出現的這些問題，結合網絡直播的即時性、廣泛度和控制力等特點，《規定》進一步明確了網絡直播平臺應該落實“主體責任”。網絡直播平臺不單純是網絡服務提供者，更應對利用其平臺服務產生的內容履行勤勉監管者和技術控制者責任。從這個角度講，網絡直播平臺的主體責任包括幾個方面。

　　第一，監管制度上的責任。在直播實踐中，不管是直播網站的“造人”直播、“脫衣舞”事件，或是“約架”、“群毆”直播視頻，或者“盜墓”、“偷獵”直播，甚至“傳銷講座”、“銷售假貨”、“聚眾賭博”、“賣淫嫖娼”等直播，都已經反復說明，缺乏可管、可控和能管、能控的監管制度，就無法將網絡直播產業“回歸”到健康有序的發展軌道上來。《規定》對癥下藥，明確平臺應配備“與服務規模相適應”的專業管理人員，建立健全信息審核和信息安全制度，完善“值班巡查”、“應急處置”等管理措施。監管制度上的完善，將最大程度肅清利用網絡直播的違法行為，維護網民特別是青少年受眾的合法權益。

　　第二，技術上的責任?；ヂ摼W技術本身就是雙刃劍，對于網絡直播來說，技術用的好不好，就是將互聯網直播區分“阿里巴巴的寶庫”和“潘多拉魔盒”的分水嶺。網絡技術發展的越快，就越需要防控技術跟得上腳步?？傮w上講，直播平臺在技術上的主體責任分為五個層面。

　　一是，平臺必須具備“即時阻斷互聯網直播”的能力——既包括直播中的阻斷，也應包括傳播中的阻斷。若平臺缺乏“即時”阻斷能力的技術，也就無法達到網絡直播違法行為的“可防可控”，沒有了“阻斷”能力，社會對網絡直播的監督和投訴也就變成了“泡影”。因此，網絡直播平臺能否建立以巡查制度、投訴渠道和技術監控為基礎的即時阻斷制度，就成為平臺是否具備技術主體責任的重要衡量目標。

　　二是，平臺必須建立直播內容審核平臺——根據“內容類別”和“用戶規?！边M行“分級分類”管理。擁有越多的用戶，也就意味著必須具備更高的管理責任和技術防控能力，越熱的視頻和越火的直播，也就應該越審慎的監管，這也符合權利義務對等原則要求。

　　三是，平臺應對直播的內容“加注或播報”平臺“標示信息”，以達到能夠溯源的效果。溯源機制的建立不僅是傳播法上追責的要求，而且也是民事侵權中追責的要求，缺乏溯源機制的話，被侵權人也就無法找到適格被告，增大了維權成本。

　　四是，平臺應對直播內容和發布日志保存不少于60日，建立技術上的全面存儲功能，并在有關部門監督檢查時依法予以提供。若平臺無法依法提供相關資料，除了行政責任外，在民事侵權領域也將承擔舉證不能的所有法律后果。

　　五是，平臺應在制度上和技術上建立“投訴舉報入口”，方便全社會對直播內容的投訴和舉報。從實踐來看，很多平臺設立的舉報途徑非常有限，舉報類型過于狹窄，個別直播平臺竟然沒有對涉及淫穢、色情、低俗、暴力等直播信息的舉報類別可供選擇。即便有舉報渠道，平臺受理時間也拖沓冗長，等到開始處理時，違法直播早已完成，根本無法達到全社會監督的效果。

　　第三，真實身份認證制度責任。網絡的虛擬性不代表網絡就是法律的無疆之地，每個人應該承擔自己在虛擬世界的所有言行后果。實踐表明，網絡實名制是凈化網絡環境、遏制電信詐騙、倡導網絡誠信、減少網絡侵權、促進網絡經濟、保護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良藥?！兑幎ā穼⒕W絡直播的實名制分為兩個層面：普通網絡直播用戶需要按照“前臺自愿，后臺實名”的原則，以自己移動電話號碼等方式進行認證；網絡主播則應按照身份證件、營業執照和組織機構代碼證等進行認證。網絡平臺在實名制的主體責任是對網絡主播的身份進行審核，并在省級網信辦備案，并在執法部門依法查詢時予以提供。

　　第四，信息安全責任。直播平臺的信息安全主體責任主要分為兩部分，一是內容安全合法，平臺應建立審查機制，不得發布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破壞社會穩定，擾亂社會秩序，侵害他人合法權益，傳播淫穢色情等信息；二是數據安全，按照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加強網絡信息保護的決定》相關規定，直播平臺應該保護用戶的身份信息和相關隱私，不得“泄露、篡改、毀損、出售或向他人違法提供”相關數據信息。

　　三、創建網絡直播信用治理模式

　　《規定》首次將互聯網信用納入到網絡直播治理模式中來，這是新規的一大亮點，對今后的其他互聯網領域法治建設有很強的借鑒意義。

　　首先，《規定》開創性地將網絡主播的信用等級與平臺對其的管理和服務直接掛鉤。擁有越高信用等級的網絡主播，就有可能獲得越高的直播權限和收益，反之，喜歡“打擦邊球”、“耍小聰明”，甚至靠“炒作”或違法違規直播獲取關注的主播，信用等級就會降低，信用降得越低，直播權限和收益也就越低。所以，做一個遵紀守法和誠實守信的主播就會累積更高的信用，收益也就越高，這就將信用變成了主播們競爭的砝碼，讓信用與商業利益掛鉤，誠實信用將重新回歸到網絡直播市場。

　　其次，《規定》明文要求建立失信主播的“黑名單”制度。黑名單制度在網絡直播行業中的意義與其他行業不一樣，很多網絡平臺為了商業利益，不惜違背法律底線去“留住”能夠“獲利”的網絡主播，即便明知某些主播是“問題主播”，平臺也不敢輕易“得罪”他們，因為擔心主播們會“跳槽”去別的平臺。建立黑名單制度后，對納入黑名單的主播將“禁止重新注冊賬號”，并向省級和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報告。這樣一來，“黑名單主播”將不能肆意“用腳投票”來“要挾”平臺，也就讓法治與誠信重新回歸到直播市場。

　　最后，《規定》鼓勵建立網絡直播全行業信用評價體系和服務標準。只有全行業適用同樣的標準，才能避免“劣幣驅逐良幣”的后果，才不會讓合法經營者和誠信經營者“吃虧”。這也是提高網絡直播行業入門門檻，達到保護“好人經濟”的重要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