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完善基礎研究與成果轉化循環促進機制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要“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快建設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作為教育、科技、人才三者的重要結合點，肩負著服務國家戰略、助力強國建設的光榮使命。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浪潮中，高校服務國家戰略的一條重要途徑就是加快推進科技自立自強與科技創新，并將創新成果及時轉化為現實生產力，這也對高校科技成果轉化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為此，高校要及時轉變觀念，在積極開展自由探索類基礎研究的同時，堅持“四個面向”特別是“面向經濟主戰場”的重要導向，營造更加系統、完備的科技創新生態，提升創新成果服務產業需求與實體經濟的能力。

　　 基礎研究與成果轉化均為科技創新事業的重要內容，基礎研究是源頭，是科技創新的內在動力；成果轉化則代表落地，是科技創新的價值表征。基礎研究為成果轉化提供了理論與技術基礎，成果轉化過程中發現的新問題、新需求為基礎研究提供了新靈感、新方向，可以說二者互為表里、相輔相成。從成果轉化與基礎研究的相互關系可以看出，產業一線往往蘊含豐富的核心科學問題，技術和產品革新過程也是下一輪基礎研究問題被發現、提煉和解決的起點。然而，傳統觀點往往強調從基礎研究到成果轉化的單向鏈條，將技術應用、產品問世作為科技創新活動的終點。換言之，基礎研究與成果轉化之間的循環促進機制仍然有待完善，而這種循環機制的不夠通暢或不受重視，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部分高校科研人員“不會轉化、不愿轉化、不敢轉化”等問題，制約了高校成果轉化工作的質量和效益。為此，筆者建議通過深化開放合作、優化轉化服務、強化制度建設等舉措，凝聚合力、激發活力、增強定力，持續完善基礎研究與成果轉化的循環促進機制，更好發揮高校科技創新服務國家戰略和社會需求的關鍵作用。

　　 凝聚合力，指的是構建體系化、有組織的成果轉化平臺，旨在“補齊斷點”，解決高校科研人員“不會轉化”的問題。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和科技領軍企業都是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多地政府在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塑造區域發展創新動能方面意愿強烈、政策有力。高校要用好地方政府、科技領軍企業等多方資源，通過打造校地合建的新型研發機構、校企聯合研發平臺等方式深化實質性合作，在一線找問題、做研究、出成果。一方面，高校應聯合多主體力量，打造多鏈融合的科技成果轉化生態體系，實現“從1到N”的跨越，推動原始創新成果更好地服務國家戰略和地方需求；另一方面，源自企業的技術需求，可以持續、系統地推動高校開展以現實為導向的有組織科研與轉化，發揮成果轉化對教學科研工作的帶動作用，在基礎研究階段提前部署和支持重大項目。科學家也有可能從前沿成果中受到啟發，提煉并研究、破解新的重大基礎科學命題，進而實現“從N到0”的“歸零”。高校應根據自身發展定位和實際情況，積極組織優勢學科力量，不斷拓展校地校企協同合作布局，與科技領軍企業建立聯合實驗室及高水平新型研發機構，探索“地方和市場出題，各方共同答題”的合作新模式，有效推動創新鏈和產業鏈的融合銜接，為實現我國科技自立自強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凝聚強大合力。

　　 激發活力，指的是為高校科研人員提供專業化、信息化的轉化服務，旨在“疏通堵點”，解決科研人員“不愿轉化”的問題。科技成果轉化關鍵在“促”、核心在“轉”。建立專業成果轉化機構，組建具有知識產權運營管理、企業與金融市場服務經驗的人才隊伍，建設貫穿科研成果創造、保護、運用、轉化等全鏈條各環節的“一站式”服務體系，可以有效釋放科研人員的轉化活力，實現高效率地“促”。快速收集、處理、篩選成果披露信息，通過技術評估、專利挖掘、高價值專利培育與運營等多樣化手段，及時反饋科研人員、反哺基礎研究，大大增強科研人員對成果轉化工作的理解與支持，實現高質量地“轉”。高校應建立高度專業化的技術轉移機構，并以此為抓手建立知識產權全流程管理系統、高價值專利培育標準流程和運營模式，讓“信息多跑路、師生少跑腿”，最大限度解除相關科研人員的后顧之憂。同時，高校還應積極開展科技成果轉化獎勵評選工作，進一步增強科研人員從事成果轉化的榮譽感。

　　 增強定力，指的是建設清晰完備的制度體系，旨在“破解痛點”，解決科研人員“不敢轉化”的問題。科技成果轉化往往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高質量的成果轉化，一方面需要剪斷制度政策限制轉化的“粗繩子”，以及機構服務阻礙轉化的“細繩子”，真正給科研人員“松綁”；另一方面，需要用良好的制度環境、完備的管理規則規范各方行為，保護各方合法權益，既讓科研人員安心從事基礎研究，也讓企業有信心拿出真金白銀投入成果轉化中。同時，高校也應樹立“紅線意識”，及時評估和控制轉化風險，提早做好風險防控預案，確保科技成果轉化工作穩健運行。2017年以來，北京大學先后出臺《技術入股管理辦法》《專利工作管理辦法》《異地科研機構管理辦法》等十余項校級制度，明確成果轉化的決策機制和工作流程；推動職務科技成果單列管理試點改革工作，落實轉化獎勵政策，加強風險控制和合規管理，破解科技成果轉化“最初一公里”的制度痛點。

　　 知識經濟時代，高水平研究型大學不僅是基礎研究的主力軍、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也是成果轉化的新高地。各高校應在“雙一流”建設中把科技成果轉化工作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通過凝聚合力、激發活力、增強定力，不斷推動科技成果轉化工作的組織化、科學化、規范化發展，鞏固并拓展基礎研究和成果轉化的循環促進機制。面向未來，高校應與地方政府、領軍企業和科研機構進一步深化合作，共同擔起科技成果轉化的時代新使命，推動創新鏈、人才鏈、政策鏈、產業鏈等“多鏈融合”，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源源不斷的科技支撐。

　　 （作者：樸世龍，系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副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