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學科難辦，問題出在大學行政化
高毅
這種有損人文精神的“行政化”，說到底還是西方世界早已廣遭詬病的工具理性或科學理性泛濫、專制現象的一個結果。
感覺現在的大學文科，尤其是人文學科，越來越難辦了。這也不是哪一個國家的難題，而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一般認為問題出在大學的“行政化”。
據歐洲的同行說，這股風是從美國刮起來的，漸漸現代大學文化的發祥地歐洲也被裹挾而去。而我們國家由于一直強調要和世界“接軌”，自然也不能幸免。這種“行政化”的主要表現，就是各大學為爭奪辦學資源而實施越來越嚴密的量化管理，大學行政部門的作用由此日益凸顯。結果教授們坐不住冷板凳了，要不停地應付學校對自己工作績效的量化考核，還常常不得不為保住自己的名望、待遇乃至飯碗，違心地趕出一些粗制濫造的東西。本來他們都應該是一些不受世事紛擾、只憑良心教學生和只憑興趣做學問的精神貴族，也只有這樣的精神貴族才能教出真正的好學生，才能有真正偉大的文化創造。可是這些常識早被許多大學管理者拋到腦后去了。當然他們好像也是沒辦法，如今競爭太激烈，不隨俗就只能完蛋。這種有損人文精神的“行政化”，說到底還是西方世界早已廣遭詬病的工具理性或科學理性泛濫、專制現象的一個結果。盡管會犧牲一些人文價值、人文趣味、人文情感之類的東西，但大學管理起來不僅簡單容易多了，而且還能速見“成效”——比如提高排名，比如拉來巨額贊助，多科學、多合理、多成功啊，何樂不為？
有人說，西方大學的“行政化”之風，刮到中國后就變了味，變成“官僚化”了。這也有一定的道理，因為我們有“官本位”的政治文化傳統，管理者的長官意志更突出一些。不過，作為“行政化”主要根源的工具理性的片面擴張，在這里依然存在。中國的大學管理者主要還是在依據科學理性，積極努力地為自己的學校爭資源，只是由于長官意志的作用，他們的行為會表現得比較專斷一些。尤其當他們認定這是在做好事、何錯之有的時候。當然，這就可能造成更大的麻煩，包括引起師生們的強烈反彈，因為“行政化”和“官僚化”的結合，使人文學科一段時間以來所面臨的那種多少還有些抽象的威脅，似乎突然間具象化了。
“燕京學堂”項目之所以會引出一場風波，恐怕原因就在這里。這個項目的主旨，也許很大程度上就是要為北大人文學科爭資源，數目可能還相當可觀。可偏偏人文學科的許多老師就是不領情。是他們犯傻嗎？當然不是。究竟為什么，其實不難理解。北大是中國人文精神最強的大學。北大的人文精神又植根于中華文明的沃土，這正是北大最受世人敬重的特色。具體承載著這種人文精神的北大人文學科，因為其求真務實、博大精深，自然也是北大特有的光榮。所以老師們才會固執地拒絕在這個問題上開玩笑。
（作者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