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開年以來，美國與日本頻頻展開互動。在美日舉行防長外長“2+2”會議，商討強化美日同盟新舉措后，兩國領導人緊接著在白宮進行會晤，就日本新版《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議題交換意見。美日高層的密集會面，是近年來美日頻繁互動的一個縮影，其背后是美日同盟關系、職能和性質的持續嬗變，正深刻影響東北亞乃至整個亞太地區的安全格局。由此產生的一系列負面影響，引起國際社會高度警惕。

同盟關系——

由“美主日從”向“相互聯動”轉變

冷戰時期，為應對蘇聯威脅，美日形成了“美主日從”的依附型同盟關系。其中，美軍充當“矛”，擔負進攻作戰任務；日本自衛隊扮演“盾”，負責向美軍提供后勤補給和裝備保障。冷戰結束后，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地位雖然有所變化，但始終沒有打破這一關系格局。

2022年12月，在美國的默許和支持下，日本政府出臺了新版《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3份安保文件，計劃未來5年將防衛預算提升至國內生產總值2%的標準，并明確要讓日本自衛隊擁有打擊敵方導彈基地的所謂“反擊能力”，從而為日本自衛隊發展進攻能力打開了方便之門。這意味著日本自衛隊將從“專守防衛”全面轉向“攻守兼備”，日本和平憲法已名存實亡。在此背景下，日本在同盟中的地位獲得極大改變，其角色將從保障員升級為戰斗員。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教授保羅·史密斯聲稱，日本新防務戰略的出臺，標志著美日同盟進入新階段。

伴隨著身份角色的轉變，日本正向軍事大國快速躍進。根據2022年日本通過的《防衛力量整備計劃》，日本防衛預算未來將翻番，從2022財年的5.4萬億日元增至2027財年的10萬億日元以上，或將成為全球第三大軍費開支國。去年12月，日本內閣通過了2023財年防衛預算，總額達6.8萬億日元，同比增長26%，增加的防衛費主要用于提升自衛隊的防區外打擊、一體化防空反導、無人機作戰等所謂“反擊能力”。當前，日本自衛隊正加緊研制和引進改進型12式反艦導彈、“戰斧”巡航導彈、攻擊無人機、高超音速導彈等先進武器，組建遠程導彈部隊，計劃2030年前具備較強的遠程精確打擊和無人作戰能力。

同盟職能——

由“同盟保護”向“同盟投射”演變

近年來，為塑造由美主導的印太秩序，美國不斷加快推進印太盟伴體系的重組重構，推動其由冷戰時期的“輻輳結構”向“中心-節點型網狀結構”轉變。在新盟伴體系中，美國是整個體系的中心，日本是體系中發揮粘合和紐帶作用的重要節點，美日同盟成為美國重塑印太盟伴體系的重要抓手。去年，美駐日大使伊曼紐爾聲稱，美日同盟已從“同盟保護”時代進入面向印太地區的“同盟投射”時代。

以美日同盟為基礎，構建小多邊遏華聯盟。2022年《美國印太戰略》報告稱，要塑造中國的周邊環境，形成有利于美國的影響力均勢。在印太戰略指引下，美國以美日同盟為基礎，積極構建美日韓、美日澳、美日印澳等小多邊聯盟，密織印太遏華聯盟網。特別是美日印澳所謂“四邊機制”，已成為美在印太地區從政治、經濟、科技等維度遏制中國的主要平臺。需要指出的是，為擴大自身影響力，日本在構建“美日+”小多邊聯盟過程中表現活躍，是所謂“四邊機制”的重要推動者。

以美日同盟為紐帶，拉近美國與東南亞國家關系。東南亞國家是美國推進印太戰略的重要一環。拜登政府上臺后，大力推行所謂“民主價值觀外交”，但大多時候在東南亞沒有得到積極回應。而日本與東南亞國家經貿往來密切、外交互動頻繁，擁有一定的影響力，因此成為美國拉攏東南亞國家的重要幫手。2022年5月，拜登政府選擇在東京啟動“印太經濟框架”，正是日本的積極游說，最終促成東盟10國中的7國參加。

以美日同盟為橋梁，連通北約與印太聯盟體系。近年來，美國試圖“橋接”北約和印太兩大聯盟體系，以期在歐亞兩端靈活集中聯盟優勢，維護其全球霸主地位。日本憑借其“亞洲的西方國家”這一特殊身份，在歐亞大陸開展穿梭外交，積極配合美國的“橋接”行動。從邀請英法等國定期赴日參加聯合軍演，到參加北約軍政首腦會議，再到與英國簽署《互惠準入協定》，日本與北約的勾連程度不斷加深。

同盟性質——

由“防御同盟”向“進攻同盟”蛻變

日前，美日首腦會談聯合聲明中提到，美日同盟是“印太地區和平與安全的基石”。但事實恰恰相反，美日同盟已不是曾經的防御同盟，而是日益成為具有明顯對抗性的進攻同盟。

從美日同盟的目的性質看，其根本是為維持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霸權，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爭霸型同盟。縱觀歷史，爭霸型同盟的一個共同特點，是其行為特征具有很強的進攻性和對抗性，是引發地區乃至全球沖突戰亂的重要不穩定因素。一戰時的同盟國、二戰時的軸心國、冷戰后的北約，均是如此。

從美日同盟的防衛范圍看，拜登政府明確表示《美日安保條約》中的共同防衛條款適用于釣魚島，這充分說明美日同盟的職能并非純粹自衛，具有明顯的領土擴張性和攻擊性。不僅如此，2021年4月以來，美日領導人聯合聲明中多次提及所謂“維持臺海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這種變相將他國內政問題納入同盟義務的做法，是對當事國主權的粗暴干涉，嚴重違背《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國際法基本原則，暴露出美日同盟日益強烈的對外干預傾向。

此外，日本因其島國環境和歷史原因，對外政策具有較強的機會主義和冒險主義傾向。基于美日同盟關系，日本企圖以主動配合美國的戰略競爭換取對其軍事松綁，并趁機擴充軍力、補齊軍事短板，實現所謂“全面大國化”戰略目標，進而謀求東亞地區領導權。

總之，從多個角度看，美日同盟愈發成為地區不穩定因素。值得警惕的是，日本的大國野心和冒險主義傾向，決定了它不會一直甘于充當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馬前卒和代理人。一旦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將很難被駕馭控制。屆時，美國將不得不吞下養虎為患的惡果，日本和亞洲人民也恐將再次陷入苦難的深淵。（陳航輝 董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