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版圖片均由侵華日軍731部隊罪證陳列館提供 記者 歐欽平

　　中國學者近日宣布，日軍侵華時期，被日本憲兵隊以“特別移送”方式交給關東軍第731部隊進行人體實驗的受害者中，已有1467人的身份得到確認。據(jù)專家估算，這個被日本侵略者稱作“馬路大”的群體，至少在6000人以上。 

　　所謂“馬路大”，在日語中意為“圓木”，是731部隊對那些接受人體實驗的受害者的污辱性稱呼。在這支世界上規(guī)模最大的細菌戰(zhàn)部隊的特設監(jiān)獄里，他們一律無名無姓而只有編號，像動物一樣被強制接受各種細菌或毒氣的折磨，或被活活凍死，最終毀尸滅跡，無一生還。 

　　翻開歷史檔案，你會發(fā)現(xiàn)，他們在跨進那道地獄之門前，其實都曾生動地活過、笑過、抗爭過、戰(zhàn)斗過。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都曾為抗日奔走。 

　　戰(zhàn)后的60多年里，為還原那段歷史，許多人仍在艱難前行。

　　朱家兩“蘇諜”

　　在他去世將近70年之后，已經(jīng)很難有人說得清楚，朱云岫到底是個什么樣的人。 

　　他給親友留下了靦腆如大姑娘的印象；在日本憲兵隊拍攝的照片上，身陷絕境的他身姿挺拔，目光炯炯；憲兵隊長對他的評價卻是：“性格狡猾，生來懶惰，為了生活不擇手段。” 

　　今年4月，他的名字和照片被制成黑底白字的牌位，貼在侵華日軍第731部隊罪證陳列館的紀念長廊上，旁邊是比他年長兩歲的哥哥朱云彤。他們的身份，都是死于731部隊人體實驗的“馬路大”。 

　　據(jù)東安憲兵分隊審訊記錄記載，朱云岫曾在密山縣黃泥河子恒山煤礦做機電工。1940年8月，朱云岫與蘇聯(lián)諜報員萬信相識并被發(fā)展為諜報員。9月27日，朱云岫與萬信一起越境入蘇，在“浦拉特諾夫卡”國境警備隊接受指令：調查平陽鎮(zhèn)兵力、兵種和兵營數(shù)量以及雞西發(fā)電廠的施工進展情況，獲酬金120元。 

　　審訊記錄稱，朱云岫在收集上述情報時患病，臥床兩個多月，沒能按規(guī)定日期入蘇，預感到可能惹怒蘇方，會有生命危險。為安全起見，便策劃以加入日滿軍警密探為名開始諜報活動。 

　　同屬這一諜報網(wǎng)的，還有朱云岫的哥哥朱云彤和工友王振達。朱云彤當時的公開身份，是密山縣國境警察本隊警長。1940年9月至12月間，朱云彤曾3次越境入蘇，接受的任務指令為：調查二人班、半截河和平陽鎮(zhèn)附近日軍情況，特別是飛機場的狀況，并調查密山縣公路網(wǎng)及鐵路狀況，共計獲酬金330元。 

　　1941年2月，萬信被捕，但他當時并未供出幾名下線。 

　　當年3月，東安憲兵分隊在對王振達進行偵查時，發(fā)現(xiàn)朱云岫與其交情頗深，故作為同黨進行偵查，5月3日將二人秘密逮捕。同年9月，朱云彤的身份暴露，被捕入獄。 

　　據(jù)朱氏兄弟的堂妹朱亞珍回憶，有一次在開往哈爾濱的火車上，她曾巧遇被押送途中的朱云岫，“我很驚訝地問二哥上哪兒，二哥努努嘴，我看到他的雙手被反綁著，肩披棉襖，后面有日本人看著。二哥還低聲對我說，‘告訴家里人別為我擔心，沒啥事’。這時，日本人走過來，就不讓我們再說話了。此后我們再也沒有二哥的確切消息”。 

　　弟弟被捕一周后，自覺在劫難逃的朱云彤辭去警長之職回到家里，靠打短工維持生計。 

　　朱云彤之女、現(xiàn)年69歲的朱玉芬說，母親曾經(jīng)告訴她，有一天，父親回家對母親說，現(xiàn)在日本人到處抓人，感覺自己活不了幾天了，“他說自己如果真出事，就讓母親改嫁。肚子里的孩子生下來是男孩就留下，是女孩就不要了。他沒說原因，母親還以為他喝多了說胡話”。說完這話三四天后，朱云彤被日本憲兵帶走。兩個多月后，朱玉芬降生。 

　　朱氏兄弟相繼被捕后，父親朱寶田急得四處打聽。聽說兩個兒子都被日本人“喂了狼狗”，50歲的朱寶田急火攻心，頭疼了3天便不治身亡。

　　淪為“馬路大”

　　在日本憲兵隊，等待朱氏兄弟的，無疑都是嚴刑拷打。 

　　一番逼供審訊之后，東安憲兵分隊對朱云岫做出如下結論：“該人性情狡猾，膽大妄為，在密山縣轄各地詐稱為特務機關或憲兵隊之密偵，干盡壞事，無悔改之意，無逆用價值。” 

　　在呈報給上級的審訊報告中，東安憲兵分隊認為：“該人入蘇及返滿后的惡行危害甚大，對其應嚴加處置，故認為最適合特殊移送。” 

　　按要求，這份報告迅速逐級呈報至關東憲兵隊司令部，司令官原守隨即下達指令，將朱云岫實施“特殊移送”——這看似輕描淡寫的4個字，其實是一紙秘密而殘虐的死刑宣判書。 

　　接下來的程序是：東安憲兵分隊派專人持關東憲兵隊司令部批復，乘專車將朱云岫押送至哈爾濱憲兵隊，由其轉送或直接押送至位于哈爾濱南郊平房地區(qū)的731部隊。 

　　“從731部隊蓋戳接收的那一秒鐘起，這個人就不再是人，他姓甚名誰、以前做過什么都不再重要。731部隊接收的只是實驗材料，也就是論‘根’計數(shù)的‘馬路大’。”侵華日軍第731部隊罪證陳列館館長金成民說。 

　　和弟弟朱云岫一樣，晚4個月被捕的朱云彤也未能逃脫淪為“馬路大”的命運。 

　　金成民說，“特別移送”只是731部隊進行人體實驗的第一步。踏進地獄之門，“馬路大”的苦難才剛剛開始。 

　　所謂“特別移送”，是日本關東軍、731部隊和關東憲兵隊等多方秘密策劃協(xié)同執(zhí)行的一項非人制度，一方面解決了731部隊進行人體實驗所需材料的來源問題，另外也便于各地軍、警、特、憲機構對被捕的抗日人員和反法西斯志士進行秘密處理。 

　　1938年1月26日，關東憲兵隊司令部警務部下發(fā)第58號文件，對“特別移送”程序做出明確規(guī)定。1943年3月12日，關東憲兵隊司令部警務部又下發(fā)第120號文件，將“特別移送”對象分為“間諜(破壞分子)”和“思想犯(民族運動和共產(chǎn)運動犯)”兩大類。 

　　上世紀80年代初，日本作家森村誠一根據(jù)他對眾多731部隊相關人士的采訪，寫成震驚世界的紀實作品《惡魔的飽食》。他在該書中稱，綜合許多人的證言，“馬路大”大致有3類：中部戰(zhàn)線、北部戰(zhàn)線俘虜?shù)陌寺奋姽俦顸h官兵，以及在各個城市、農(nóng)村從事抗日活動的知識分子和工人等；在哈爾濱市內以及周邊地區(qū)逮捕的蘇聯(lián)紅軍士兵、情報人員及其家屬；另有一些普通的中國老百姓，他們幾乎都是受騙者，莫名其妙地成了“馬路大”。 

　　根據(jù)森村誠一的統(tǒng)計，“馬路大”中中國人占七成，蘇聯(lián)人、朝鮮人和蒙古人等共占三成；年齡絕大多數(shù)在20歲至40歲之間，最大的40多歲；絕大多數(shù)為男性，只有少量女性。這些女性“馬路大”，往往被用作性病的實驗材料。

　　“魔窟”生活

　　無論性格剛烈的前偽滿警長朱云彤，還是靦腆的煤礦機電工朱云岫，一旦關進731部隊特設監(jiān)獄便從此無名無姓，他們只擁有一個三位數(shù)的編號。 

　　因此，研究者幾乎無法在眾多“馬路大”中找出這對親生兄弟，甚至連他們何時死于何種人體實驗都無法確認。后人只能根據(jù)那些加害者只言片語的證詞，勉強還原這個“食人魔窟”里的場景和數(shù)以千計受害者的群像。 

　　在《惡魔的飽食》一書中，森村誠一寫道：“‘馬路大’被送進731部隊之前，受到關東憲兵隊不分晝夜的嚴刑拷打，審訊逼供，一旦進入731部隊的特設監(jiān)獄，就沒有任何審訊拷打，也不強迫做苦役。不僅如此，還供給他們良好的伙食，一日三餐，營養(yǎng)豐富，有時還有水果和點心。睡眠也很充足，據(jù)說甚至還發(fā)給維生素藥片。‘馬路大’被關押以后的首要‘任務’是盡快恢復體力，具有健康的身體。” 

　　森村誠一說，這是因為731部隊需要健康的實驗材料，如果“馬路大”身體虛弱、有病，就不具備作為實驗“主體”的必要條件。同時，要發(fā)動大規(guī)模的細菌戰(zhàn)，需要大量疫苗以保存自身，731部隊在大量生產(chǎn)細菌的同時，還要開發(fā)研究疫苗，這需要進行很多實驗和大量血清，因此也需要健康的“馬路大”。

　　然而，這種營養(yǎng)充足、無所事事的“平時的日子”是短暫的，“輪到‘馬路大’進行實驗的時候，731部隊隊員就把鼠疫、霍亂、傷寒、赤痢、梅毒螺旋體等細菌注射到他們身上，或者放在食物里讓他們吃下去”。 

　　很多“馬路大”染病而亡，如果僥幸痊愈，也免不了再次接受實驗，直至死亡。死去的“馬路大”還有最后的利用價值，便是進行尸體解剖，最后才能焚化滅跡。 

　　在細菌實驗之外，凍傷實驗是731部隊進行的一項重要研究。1938年，731部隊長石井四郎針對在高寒地區(qū)作戰(zhàn)的實際需要，設置了這一研究課題。 

　　在嚴寒的冬季，731部隊隊員強迫“馬路大”裸露身體或僅穿單衣到室外接受冷凍。如果是夏季，他們就把“馬路大”趕入冷凍室。冷凍到一定程度，隊員便拿著小木棒敲打“馬路大”的肢體，直至聽到很硬很脆的聲音，才把他們抬入另外的實驗室以不同方式解凍：有的用冷水澆，有的用溫水泡，有的用滾水燙，以求得最佳解凍方法。 

　　在極大的痛苦中，有的被實驗者當場死掉，有的爛掉皮肉露出白骨。經(jīng)過無數(shù)次實驗，731部隊得出的結論是用攝氏37度的溫水浸泡是治療凍傷的最佳方法。 

　　在731部隊，最為殘虐的是活體解剖。他們不打麻藥便將“馬路大”當動物一樣宰殺肢解，各種人體器官分門別類迅速泡入藥水，以供教學研究使用。 

　　朱玉芬得知父親朱云彤和二叔朱云岫死于731部隊人體實驗是在1999年，但她至今不敢想象，兩位父輩究竟死于何種實驗，其情狀有多殘忍。她說，每次走進731部隊遺址大院，她就有靈魂附體之感，不禁悲從中來。 

　　她的悲傷，不禁為父輩的慘死，也為自己的經(jīng)歷。父親和二叔被日本人抓走，爺爺接著暴斃，留下一群孤兒寡母。更大的麻煩則在于下落不明的父親身份難辨，他為蘇聯(lián)紅軍送情報的事無人知曉，他當過偽滿警長卻眾人皆知，戰(zhàn)爭結束后，這一歷史問題成為全家人的沉重包袱：“連我愛人都不理解，說他是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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