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典男(右)和中方受害者交流取證。

　　二戰侵華日軍在中國大地割開的傷口從未被縫合。過去70年，在中國，大屠殺、慰安婦、無差別轟炸等事件的受害者相繼離世，而日軍遺留化學武器還在不斷制造新的戰爭受害者。目前為止，這些受害者中的大部分人沒有得到相應的賠償和救助。

　　日本的一個民間志愿團體“日本律師團”為中國戰爭受害者打了20年官司，其成員在幫助中國人對日維權索賠的艱難過程中自掏腰包，彼此扶持。盡管20年間，日本政府未做一次道歉，未做一項賠償。

　　今年初冬在哈爾濱，《環球時報》記者見到了“日本律師團”現任干事長南典男，他此次帶領由日本律師和醫務人員組成的20人團體來華，為中國遺留化武受害者診療、取證。幫中國戰爭受害者這件事，南典男做了20年，做成了中國受害者親密的日本朋友，也成了中國人權事務圈有口皆碑的人物。見他之前，《環球時報》記者聽多名和他相識的中國朋友提起他，都用一個詞：好人。

　　好人南典男站在哈爾濱呼蘭區順彩賓館逼仄的堂廳里，義診取證就在這家小賓館進行。他比想象中矮小，一米六零的樣子，臉頰瘦而方正，頭發花白，穿一件那種肩很寬的深色羊毛大衣，整個人被裝在里面。南典男面向29名中國遺留化武受害者，兩邊都是些熟悉的老面孔，他誠懇道歉，“大家一起努力這么久，還沒能得到一個勝訴的結果”。

　　南典男答應接受《環球時報》采訪，可剛開了頭，下一個取證又要開始。記者決定留下來聽聽。其實，29名受害者的故事這些年翻來覆去很多遍，不再需要聽證取證那個嚴密流程，現在，大家就是坐下來聊聊，更新近況，尤其關注受害者家庭經濟情況，生活和醫療保障。中國受害者張巖上世紀90年代就去過東京體檢、出庭，此刻坐在順彩賓館窄小的單人床上，他念叨幾遍，“和南典男啊，老朋友了”。兩個人明明語言不通，并排坐那兒，談起在東京迷路的舊事，互相拍著大腿哈哈笑。

　　20年前，南典男是“日本律師團”年輕成員，來華取證還要靠團內資深律師完成。20年間，這些人有的歲數大了，不便再飛來飛去，有的在漫長訴訟過程中去世，南典男成為中堅力量，更加頻繁往返中國。現在，59歲的干事長南典男承擔著牽頭、組織和協調角色，有他在，中日兩邊都好辦事。

　　“來中國有上百次了？”“接近百次。”“總共花了多少錢？”“沒有賬。”“東京律所的工作受影響嗎？家里人支持嗎？”“律所有兩名合伙人，我是其中之一，還好，有時從中國回去，同事會抱怨，委托人打十幾個電話找不到你，跑掉了，”南典男笑得靦腆，“對太太有過隱瞞，就是把花錢說得少一點。”

　　20年訴訟歷程，中日律師有過一次短暫的勝利。《環球時報》記者提起2003年這場勝訴，南典男掩不住興奮，“9月29日！”他記得如此清楚，那天東京地方法院對1996年訴訟作出判決，認定二戰日軍在中國遺棄化學武器的事實。判決書指出，日本在收集戰爭結束時日軍部署和武器配備情況的基礎上，本可以向中國提出調查和回收化學武器，且如果日本向中國提供有關信息，在較短時間處理大量遺留化武也是有可能的。但這些沒有發生，日本有意隱瞞遺留化武分布地點，給中國人造成持續性傷害。東京地方法院判決日本政府賠償13名中國原告1.9億日元(約合172萬美元)。這場勝訴給予南典男很大鼓舞，“是最光明的時刻，是20年里最好的紀念品”。2007年，東京高等法院推翻地方法院一審判決，駁回中國原告全部訴求。

　　贖罪、良知，這樣的帽子戴給順彩賓館里的日本律師和醫生，略顯寬大。女律師佐藤香代眼見她的一名中國委托人在病痛中去世，“遺留化武受害者大多經歷一個身體惡化、經濟困窘直至家庭破裂的過程，急迫需要從絕望的循環中被解救出來”。內科醫生藤井正實來華義診6次，記錄了中國遺留化武受害者十年病情變化，“該進入治療階段了，我們在中國沒有行醫資格，希望給中方提供數據，共同救治”。職業精神和良心，或是對他們更中肯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