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細致的日本人，還是時常能發現防災方面的疏漏。

　　不久前，日本警視廳警備心理研究會對地下街管理事務所和有關店鋪的2300人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盡管有76.7％的地下街管理事務所采取了防震措施，標明了避難路線，但有58.2％的人依然回答不知道。警視廳認為，這種“不知道”很容易導致災后擁擠甚至踩踏事故的發生，因此有必要把避難路線指示得更清楚，以提高防災實效。

　　據日本媒體報道，東京都的23個區都有自己的防災計劃，一旦出現地震災害，在什么地方避難，什么地方有水源，走在哪條街上應注意上面可能落下破碎玻璃等，都在避難引導圖上標示得清清楚楚。

　　然而，東京災害志愿者秘書處的相關人士認為，雖然有避難引導圖，但人們出門時不可能隨時都帶在身上，因此自己平時具有防災意識尤為重要。

　　比如，心里要有一個避難引導圖，發生地震時能準確掌握避難場所的位置和前往路線，知道什么地方有提供救災食品的便利店，路邊有多少安全的空地，這樣才可以做到遇事不慌，冷靜應對地震的到來。

　　再有，所有煤礦、非煤礦山、化工、冶金、有色等重點企業和商場、超市、學校、醫院等人員密集場所，針對地震，每年至少都要開展一次緊急情況下的人員撤離和逃生演習，檢驗預案的實用性和操作性，檢驗人們逃生知識的掌握程度，檢驗在重大災情、重大險情面前企業各部門的應急指揮、配合和協作能力。

　　建立社會救助與保險機制

　　另外，社會救助與保險機制，對災后重建、分擔受災損失也至關重要。非政府組織同樣能在志愿救災、幫困扶持中起到重要作用。其自發性、社區互助性，也是公民社會構建的重要環節。1992年“安德魯”颶風、2005年“卡特里娜”颶風，令西方保險業分別“巨賠”155億美元與250億美元的同時，也大大減輕了投保人承擔的災害損失。

　　在社會經濟日益開放發展的時候，針對地震這樣的天災，需要更多的基于公眾利益團體與興趣團體發展出來的非政府組織。政府行政往往是一種常備功能，而非政府組織則可以發揮預備功能。在災害預防與對策這類事情上，非常需要基于公共衛生、災害教育、防災建筑設計、災害救助、青少年災害對策培訓等方面的民間社會工作機構，它們可以在信息傳播、知識共享、社會救助網絡編織、日常災害對抗的演習、應急預案設計支持等方面發揮獨特作用。

　　汶川大地震時災區救災物資缺乏，即使馬上能征集到的物資，大多數也不是基于有明確的防災抗災考慮的。最近筆者與相關人士討論地震災民臨時住所設計的問題時，發現最現成的參照經驗也是來自日本。

　　日本大力開發防震抗災用品產業，根據不同的用途和需要，現已研制出各種防震抗災用品。例如，具有一定防火功能的緊急避難用品包，內有各類物品27件，包括礦泉水、飲用水裝運桶、壓縮餅干、手搖發光燈、防塵口罩、防滑手套、繩子、固體燃料、急用哨子、護創膏、藥棉和繃帶、臨時衛生設施、臨時住所等。此外，還研發生產了壓縮內衣、無水洗滌劑和手搖充電收音機等日常用品。

　　作為一個產品制造能力居于世界前列的國家，作為一個各類災害多發的國家，中國很多一般化產品的產能正處于過剩狀態，而針對特定用途包括基于抗災救災需要而設計的產品，或者具有這方面考慮從而兼有這方面功能的產品則少之又少。如何破解這個矛盾，需要眼光也需要相關部門的扶持。

　　每一次自然災難，都是對人性博愛、政府危機應對、社會整體協調等方面的考驗。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我們的災害教訓不可謂不多，但是轉變成社會常規防御機制者尚少。具備災害防御對策能力與事后反應能力一樣重要，而且更加體現出社會管治的前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