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西域漢文古籍：黃沙下的珍寶
①西域出土的《論語》十六國時期（304—439）寫本
②《九姓回鶻可汗碑》拓本
③《千字文》曲氏高昌時期（499—640）寫本 圖片來源于網絡
近日，在國家圖書館，一場名為“冊府千華——西域文獻保護成果展”的展覽吸引了不少觀眾，讓人們穿越時空，與遙遠的西域展開了一場對話。西域文獻，是指我國新疆地區出土的古代文獻。這些文獻保存了中古時期西域社會生活各方面的信息，因而具有很高的文物與文獻價值，對古代西域文史研究有著重要的意義。
在展覽中，除了珍貴的孤本、各種語言文字的古籍之外，還有一些展品格外引人注目，那就是西域出土的漢文古籍。這些珍貴的漢文古籍，或是當年從中原輾轉流傳到西域，或是當時西域人學習漢字后寫成。千百年后，它們在新疆各地被發現。在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榮新江看來，這些在西域出土的漢文典籍和相關文書，不僅為中華文化保留了珍貴典籍，彌補了現存遺藏的不足，更能夠充分證明西域與內地之間自古以來的文化交融和密切聯系。
那些西漸的經典
今天人們所謂的西域，有著廣義和狹義之分。“如同西方人口中的東方一樣，以前中國人把玉門關以西的地方都叫西域，這是廣義的西域。狹義的西域一般就是指今天的塔里木盆地，包括天山南麓、帕米爾以東、玉門關或吐魯番以西的區域。”榮新江介紹說。“今天的塔里木盆地是一片流沙世界，但在這些流沙下面掩埋著很多廢墟，很多珍貴的漢文古籍正是出土于此。”
西域出土的漢文古籍種類非常豐富。“比如，從經籍方面講，就有日本大谷探險隊在和田發現的《尚書正義》、德國探險隊在和田發現的《經典釋文》等。經書中小學類的古籍也有所發現，比如在早期的尼雅遺址，考古隊就發現了《倉頡篇》木簡，那是漢代全國的識字課本，而且完全符合漢代簡牘制度的標準尺度。”榮新江說。
在西域出土的漢文經籍中，榮新江尤其提到了《孝經鄭氏解》。“這是非常有價值的。”榮新江解釋說，“它是中國傳統經典里失傳的文獻。南北朝統一以后，當時人們在文化上沿襲南朝，比如識字課本用的是《千字文》，讀《論語》都讀曹魏何晏的《論語集解》，而不再讀《論語鄭氏注》，所以《論語鄭氏注》《孝經鄭氏解》等就很少了。這件《孝經》來自遙遠的和田，來自當時的西域國家，可以說見證了漢文化在西域的廣泛流傳，所以具有特別的意義。”
在西域，還有不少史書出土，比如樓蘭出土的《春秋左傳》和《戰國策》。“尤其是在樓蘭發現的晉代手抄《戰國策》，是非常了不起的，因為《戰國策》是很不容易讀的文本。唐朝時，邊疆地區的人們讀《戰國策》還很有困難，他們要了解春秋時期的歷史，用的都是《春秋后語》，所以敦煌有十幾件《春秋后語》，但沒有一件《戰國策》。而在魏晉時期，在樓蘭就有人讀《戰國策》，可以想見當時其文化水平之高。”榮新江說道。
西域還出土有一個非常小的《蘭亭序》習字殘片，可能出自一個孩子之手，所以并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但在榮新江看來，《蘭亭序》習字在唐朝西域出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蘭亭序》是唐太宗特別喜歡的書法，傳說原本放在昭陵里。宮廷摹本流傳出來以后，用作小學生習字的母本。我們今天看到，不僅在敦煌，甚至在于闐都有小孩臨摹《蘭亭序》。中原文化傳播到西域邊陲，意義非常重大。”
出土文書的重要價值
此外，在西域還出土了不少珍貴的世俗文書，為人們窺見當時西域社會狀況提供了切實的史料。
“在這些文書出現之前，我們研究唐朝安西四鎮和于闐地區的社會情況，只能停留在《冊府元龜》《通典》《唐會要》等典籍中一些非常簡短的記載上。”榮新江說，“但現在有了大量的文書實物，比如《唐于闐鎮守軍勘印歷》，因為鎮守軍發到任何一個地方的公文都要加印，于是相關事務就編成一個目錄得以保留了下來。從這件勘印歷，我們可以看到，于闐不僅跟當地的羈縻都督府有信件往來，而且跟東邊的且末、北邊的安西都護府和西邊的疏勒，都有著密切的公文往來。這件文書可以幫助我們透視唐朝安西四鎮地區的行政運作，這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據榮新江介紹，研究于闐地區稅制的最好文書現在也藏于國家圖書館，就是貞元六年全年的稅賬，足有一米多長。“過去日本學者說西域沒有稅糧制度，但我們的文書上用漢字清清楚楚地記錄著收稅的一筆一筆賬。這件文書也許能夠解決唐朝正州之外西域地區的稅收體制問題。”
“從這些例子中，可以看到西域文書的確有著很高的價值。”榮新江說，“同時，這批文書還有著很大的現實意義。這些文書來自和田，它們展現了西域地區多民族、多文化的狀態。我們研究絲綢之路，現在談‘一帶一路’，更要注意西域的歷史文化。這些文書是今天講絲綢之路最好的材料。”
留住珍貴文獻
正因為包括漢文古籍在內的西域出土文書具有如此重要的價值，榮新江認為，當下我們一定要做好保護工作。
“西域文書發現的背景是，西方探險家或考古學者從西亞往東發掘，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便開始在新疆考古探險。西域地區的探險工作比敦煌藏經洞的發現更早，所以大量的東西都流失海外。”榮新江說。
本世紀初，新疆和田等地又陸續發現了多種古代文獻，有一批西域文書私藏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其中，有多件于闐文木牘以及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成批出現的梵語佛經等，都具有極高的文物和文獻價值。季羨林還曾寫呼吁書肯定這批文書的學術價值，國內專家也呼吁中國留住這批珍貴文獻。
所以，自2005年起，國家圖書館先后六次征集和田等地出土的西域文獻，數量達到700余件，建立了西域文獻專藏，包括紙質文書、絹質文書、木簡、函牘、樺樹皮文書等，文種涵蓋漢文、梵文、佉盧文、于闐文、龜茲文、突厥文、猶太波斯文、藏文等，內容上包括了政府文書、私人信札、契約、典籍、佛經等。
全程參與了此次西域文書征集的榮新江認為：“我們今天在作研究的時候，采用的都是斯坦因文書、斯文·赫定文書。雖然國家圖書館有敦煌文書，但是總體上無法支撐于闐語、吐火羅語、梵文的研究，構筑一流語言學或漢學的學術大廈。沙畹、馬伯樂這些著名的漢學家，他們的工作支撐是斯坦因、伯希和發現的文書。現在我們有機會征集這一批西域文書，無論從愛國主義還是從學術立場出發，都是非常有意義的。而且，通過舉辦展覽把西域文獻保護的情況告訴觀眾，培養人們對這些珍貴文獻的保護意識，也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