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作弊入刑，一道怎樣的“休止符”
●遏制考試作弊行為需要依靠法律，但又不能僅僅依靠法律。
●一個考場出現問題，作為組織者的政府部門要承擔責任，然而對其進行監督的，恰恰同樣是政府部門。這種“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的制度模式，顯然很難確保對作弊現象的發現和懲處。
■本報記者 陳彬
不久前，隨著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六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作弊”這一幾乎與考試制度相伴而生的行為，第一次進入到了新中國刑法涉及的范圍中。
當然，如果我們將視角放在中國幾千年的法制發展史上，可以看到此次改革在某種意義上只是一種“回歸”。畢竟在我國古代，在科舉中的作弊行為不但觸及國法，嚴重者甚至會被處以死刑。
雖然新中國的法制體系與封建社會的嚴刑峻法有著本質的區別，但僅就設立初衷而言，兩者卻有著很強的相似性——都是為了打擊考試中的作弊行為。然而，面對目前國內考試中依然猖獗的作弊行為，此次“作弊入刑”究竟會在多大程度上為這種行為畫上一個“休止符”呢？
讓嚴懲“出師有名”
首先，讓我們明確一下此次刑法修正案中，對于“作弊入刑”的具體規定。
在此次修正案的第25條指出：
在刑法第284條后增加一條，作為第284條之一：“在法律規定的國家考試中，組織作弊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為他人實施前款犯罪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其他幫助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為實施考試作弊行為，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提供第一款規定的考試的試題、答案的，依照第一款的規定處罰?！?/p>
“代替他人或者讓他人代替自己參加第一款規定的考試的，處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p>
從以上條文中可以看到，此次修正案的內容主要針對的是作弊行為的幕后組織者和支持者，而這些人往往從事的是大規模作弊行為。自然，其造成的社會危害也會更大。
近幾年，大規模的考試作弊事件幾乎每年都會發生。僅以高考為例，今年發生的江西替考案、2014年發生的河南杞縣替考案、2008年發生的甘肅天水替考案……幾乎每一件都在全國范圍內造成很大影響。僅去年的河南高考替考案，就查實違規違紀考生165人，其中替考127人。
“從刑法的角度看，大規模的作弊行為所具有的社會危害性不是單獨作弊行為所能比擬的。因此，將其納入到刑法范圍內，這幾乎是沒有什么可懷疑的。”在采訪中，南開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天津市教育科學研究院教育法治研究所項目運行法律指導專家李曉兵如是說。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我國的法律體系對于作弊組織者和參與者其實是有一定懲罰手段的，有些也已經涉及到刑法范疇。比如替考者將因使用偽造身份證被治安拘留。如果存在金錢交易，還可能涉及行賄、受賄類犯罪。購買答案的將構成非法獲取國家秘密罪；用無線耳機作弊的構成涉嫌非法使用竊聽、竊照專用器材罪……
然而，這些措施只是在懲罰作弊的手段或方式，并沒有讓作弊這個終極目的行為獲得應有懲罰，這就讓有關部門對于作弊的懲處顯得有些“出師無名”，而此次刑法修正案顯然彌補了這一缺陷。
掛在墻上的法律
就在此次憲法修正案進行審議的過程中，有人已經將“作弊入刑”視為了在《考試法》出臺之前的一種司法救濟手段。且不論這種說法是否準確，但卻牽引出一個問題——我們的《考試法》在哪里？
據了解，早在至少十年之前，我國就已經在著手進行《考試法》的編制準備，但時至今日，一套成型的《考試法》依然沒有出現在公眾面前——顯然，這項關乎千百萬考生利益的重要法律“難產”了。
多年前，廈門大學考試研究中心副主任鄭若玲就曾參與過對《考試法》的意見征集工作。據她的了解，目前國內的某些省份已經出臺了一些相關的地區性法規。比如早在2007年，重慶市就已經出臺了國內首部地方性考試法規，而至于為何全國性的考試法規遲遲不能出臺，鄭若玲認為，可能是因為這部法規太過重大，需要一個嚴謹而漫長的編制過程。
然而，僅僅一個“太過重大”，顯然無法解決人們所有的疑惑。
事實上，我國很多與教育有關的法律條文，其出臺和修改的過程都比較緩慢。據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回憶，在2010年，國家已經開始實施對教育法的一攬子修改工作，但時至今日，這項工作依然沒有完成。
至于造成這一局面的深層次原因，儲朝暉坦言主要源于我國社會的法治進程比較慢，有很多已有的法律沒有得到很好的落實。而在教育領域，這一現象尤為明顯。“雖然有教育法規，但得不到使用，一些違反教育法的現象也沒有得到處理。”他說，比如《義務教育法》對很多經費的使用已經作出了明確規定，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這些資金的擠占挪用現象十分普遍?！皩τ谶@種明顯違法的現象，當地教育局長是敢怒不敢言的?！?/p>
在這種情況下，設立《考試法》的價值就大打折扣了。因為“之前的很多法律已經被掛在墻上無人問津了，新的法律即使出臺，也依然會被掛在墻上”，而這無疑會大大影響各方面的積極性。
由“制”向“治”
雖然《考試法》的出臺可能還會面臨重重困難，但對于規范考試行為而言，這部法律卻是必要的，因為僅僅憑借幾條簡單的憲法修正案，顯然難以對作弊行為的性質和處罰作出明確規定。
“在法律層面，解決作弊問題的途徑有兩個，首先是通過刑法修正案的方式，把《刑法》的觸角延伸到考試領域；另一種做法就是制定《考試法》，對作弊的相關法律責任作更明確和細化的規定。”李曉兵說，這兩項對比，前者實施起來要相對容易一些，后者落實起來要更為復雜一些，但是將考試作弊行為列入到刑法，在客觀上容易造成對有些行為的量刑過重。
事實上，就在對此次刑法修正案進行審議的過程中，對于修正案中，“學生的替考行為實行刑事處罰”的條款就引來了爭議。有人認為替考行為更適宜用行政處罰進行規范。因為這類人員大都是相對比較優秀的人員，很多都是在校大學生和未成年人，如果運用刑事手段有些懲罰過重，而且社會效果值得研究。
“因為刑法修正案只能定刑事責任，不能定行政或其他性質的責任。因此，對于不同的作弊行為，只能在刑種上有所區別，但在性質上是一樣的。”李曉兵表示，如果要從考試規則的合理性出發，我們應該建立一套多層次的法律體系，“什么樣的行為該入刑，什么樣的行為應該實行行政處罰，什么樣的又該作一般性處罰?！?/p>
對此，李曉兵坦言，目前我國教育領域的法制化，依然還停留在制度化層面，在廣度和深度上做得還都不夠?！熬唧w而言，我國的大中小學都有很多規定制度，但在哪些方面該完善和發展這些制度，哪些方面又會涉及到教育領域基本法的制定和修改，這樣的法治化的分層治理結構我們還沒有建立起來，同樣，這樣一套成熟的法治流程我們也沒有建立起來。”
“從‘制’到‘治’，我們還需要一個過程?！崩顣员f。
法律之外的問題
眾所周知，對比國外考試，國內考試的作弊行為要泛濫得多，很多人將其歸因于國內對于考試作弊行為的懲處力度不夠。但隨著“作弊入刑”被寫進《刑法》，國內學生考試作弊行為，尤其是替考行為的“機會成本”也就隨即提高了。那么，這在多大程度上能夠遏制目前作弊泛濫的局面呢？
對此，鄭若玲表示，遏制考試作弊行為需要依靠法律，但又不能僅僅依靠法律?！皩W生作弊的動機有很多，制止這些行為，既要靠法律的制裁和震懾，也要靠平時的行為教育。同時，在考試命題以及考試制度方面，我們也需要作一些改革?！?“相比較而言，美國的大規?？荚囍?，學生的作弊現象很少，這既與他們嚴格的考試規定有關，也與施考本身有關。他們的命題庫建設非常健全，這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學生作弊的可能性。”鄭若玲說。
儲朝暉表示，在考試制度方面，目前我國還存在一個所謂“同體監督”的問題，即監督者和被監督者是同一主體。“一個考場出現問題，作為組織者的政府部門要承擔責任，然而對其進行監督的，恰恰同樣是政府部門。”他說，這種“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的制度模式，顯然很難確保對作弊現象的發現和懲處。
需要改變的除了考試制度，還有錄取制度。鄭若玲坦言，在以高考為代表的很多全國性統一考試的錄取工作中，筆試成績依然是幾乎唯一的標準。因此，在這種考試中一旦作弊成功，其獲得的回報是極其豐厚的，這就刺激了很多人鋌而走險。“這與古代科舉制存在的作弊行為如出一轍?！倍绻軌虼蚱七@種單一的錄取模式，更加強調對學生綜合素質的考察，作弊行為的“市場需求”自然就不會那么強烈。
“打擊考試作弊是一個綜合性的問題，法律只是其中的一個環節。除此之外，我們的工作還有很多?！编嵢袅嵴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