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京城之大，能容得下小小的原子能樓嗎？
“偌大的中關村，竟然讓見證自己歷史的小小原子能樓都無法立足了嗎？”在聽說原子能樓要拆除的傳聞后，中科院院史研究室原主任樊洪業心急如焚。
樊洪業所說的原子能樓，也是共和國科學第一樓。“中關村是中國科學院成立之后選定的‘永久院址’，1953年建成的原子能樓是中關村的第一座現代化科研設施。”他介紹。
這棟大樓是共和國“兩彈”研究的發祥地，如今已度過63個春秋。等待它的命運是拆是改還是移？不得而知。
在北京市海淀區中關村北一條，這棟五層的灰色老樓，在雜草掩映中，顯得分外寒酸而又格外突兀。臺階邊沿大都已缺損，入口的門框倒落一旁，玻璃渣碎了一地，樓內窗戶、暖氣片已被拆除，物件凌亂不堪，遺留垃圾隨處可見。
“去年10月就開始停電停水了，大家陸續搬走，現在已經人去樓空。”曾在此樓工作的中科院高能所離退休辦的耿順才告訴科技日報記者。
“我在原子能樓工作了20年，聽說有人主張拆除該樓，我感到十分傷心。”91歲的葉銘漢院士腿腳不便，但只要是為保留這棟大樓的活動他都盡力參加。因為這里有他難以割舍的記憶和情懷。
葉銘漢回憶，上個世紀50年代，他的導師錢三強創建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并親赴中關村測勘樓址。1958年，此所更名為“原子能研究所”，原子能樓由此得名。
“當時，科研人員一切從零開始，白手起家，研制儀器設備，為我國的原子能研究事業奠定了基礎。”葉銘漢講述此樓中人的往事時如數家珍、激動不已。比如建所前期，趙忠堯冒險從國外帶核物理研究器材，一路坎坷終回國，建成我國第一臺粒子加速器；楊承宗從法國帶回放射性標準鐳源，開創中國放射化學事業；還有鄧稼先、王淦昌、王承書以身許國，隱姓埋名，獻身核武器事業等。
當時，在前蘇聯撤走在華專家的背景下，原子能所科研人員攻克了六氟化鈾生產、點火中子源研制、核爆燃耗測定、氫核理論研究、核數據測量和驗證等道道難關，為“兩彈”成功研制作出重大貢獻。
據不完全統計，1959年至1965年，原子能所有關研究室、組，成建制地調出去，輸送給外單位的科技人員就達914人。
從這座大樓里，走出了6位“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分別是錢三強、王淦昌、彭桓武、鄧稼先、于敏和陳芳允；走出謝家麟、于敏兩位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走出了數十位科學院和工程院院士，如趙忠堯、張文裕、何澤慧、黃祖洽、葉銘漢等。
從這座大樓“裂變”出我國一批重要核科學和物理學研究機構，包括現在國防系統強大的核科學技術研發機構群，也包括今日中科院系統的高能物理所、理論物理所、上海原子核所、蘭州近代物理所等高水平研究機構。
“可以說，中國原子能研究機構基本上都是從這里衍生出去的，相關研究的技術創始人也是從這棟樓走出去的。”中科院辦公廳原副主任柳懷祖告訴科技日報記者，“錢三強先生形象地稱之為‘老母雞下蛋’，我想還有‘蛋變雞后又生蛋’。”
“原子能樓具有重要而獨特的歷史地標意義和不可再生的歷史文物價值，不能當作普通樓房對待，不能簡單地以可否使用來衡量其價值。”樊洪業認為。
據了解，曾有人主張拆掉該樓。“有人說這棟樓是破樓、危樓，影響再蓋新樓。”耿順才告訴記者，雖然他已經搬離，但還是經常過來看看，有天下午來了幾臺挖掘機，聽保安說，準備將這里夷為平地，但不知什么原因，上級領導又來電話制止了這一行動。
近期，這棟樓的命運又有轉機，或許不會被拆除。據一些科學家了解，相關負責人正在研究改造方案，如造一高樓把這棟樓包在里面，或整體西移等。
“如果這棟樓拆除或者面目全非了，就沒法喚醒記憶。”曾在此樓放射化學實驗室工作的張志堯曾去法國參觀過居里夫人實驗室，他告訴記者，“實驗室里，居里夫婦用過的儀器設備都有保留，并通過預約方式讓公眾參觀。可在中國，這些有歷史意義的建筑拆得太狠、太快。我呼吁留住這棟樓，如果進行改造，也希望保留原始風貌，原汁原味地呈現，別弄得不倫不類。”
“我們應該重視這種物化的精神象征，別過了十年、幾十年，老人都已駕鶴西去，樓房不復存在，年輕人都遺忘了這段歷史。一個城市總要保留一點‘記憶’。”柳懷祖說。
“這棟樓見證了新中國高科技的起步和初期發展的歷程，凝結著老一代科學家和革命家的心血。這其中蘊涵著新中國初創時期的科學精神、傳統、作風，是具有特殊意義的歷史遺存。”一直為“保樓”奔走呼號的《民主與科學》雜志原主編孫偉林認為，近年來，在北京市城市建設中，由于急功近利，已留下了許多無法彌補的拆遷遺憾。作為科學殿堂的中關村，改造工程理應想得更深，看得更遠，在科學史遺存保護方面做出榜樣。
“請歷史記住這棟樓。”樊洪業呼吁，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中對“近代現代重要史跡和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動文物”的有關規定，應當將此樓列入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名單，或將其建成科技歷史博物館。
樊洪業說：“林徽因曾為保護北京古城未果而留下名言：‘有一天，你們后悔了，想再蓋，也只能蓋個假古董了！’希望歷史不要再留下類似的遺憾。”
（科技日報北京6月19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