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成果轉化再發“大禮包”。12月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將新一批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23項改革舉措，向更大范圍復制推廣。

　　“允許轉制院所和事業單位管理人員、科研人員以‘技術股+現金股’形式持有股權；引入技術經理人全程參與成果轉化；鼓勵高校、科研院所以訂單等方式參與企業技術攻關……”新的改革措施因不只局限于激發科研人員積極性且關注到高校院所與企業之間的轉化關系而備受關注。

　　上海市科學技術委員會體制改革與法制處原處長吳壽仁評價，這次的政策至少有“三個擴權”：將激勵范圍擴大到轉制院所、對象擴展到管理人員、股權方式擴充到“現金股”。而明確技術經理人的作用則“更有積極意義”。

　　但他同時表示，如果政策還是只停留在紙上，那無異于“隔靴搔癢”。“這些年，鼓勵的政策出了不少，但落實不夠，對科技成果轉化促進的作用有限，‘骨頭’仍難啃。”吳壽仁說。

　　政策“擴權”激發動力

　　自2015年《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修訂以來，國家陸續出臺了《實施〈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若干規定》《促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行動方案》等一系列政策，不斷優化相關制度環境，對科研人員的激勵政策也涵蓋了稅收優惠、股權激勵等多方面，而對科技成果轉化的其它主體、環節關注較少。

　　“這次政策‘擴權’的意義就在于此。”吳壽仁表示，科技成果轉化是一個多主體、多環節的工作，過去政策對科技人員的獎酬金提取比例不斷加碼，甚至成果轉化收益的90%以上給了科技人員，導致其“話語權”太大，其它主體的作用沒有充分發揮出來。比如科研管理人員、技術經理人等較難發揮有效作用，積極性也受影響。另一方面，過去高校、科研院所轉化科技成果的過程中，一般給予個人和團隊技術入股獎勵。技術獎勵股不涉及科研人員、管理人員科技成果轉化的投入成本，他們對后期技術能否實現產業化并產生經濟效益并不十分關心。

　　“科研人員的主要目的還是完成科研項目，自然也缺乏對轉化的積極性。”廣西民族大學廣西知識產權發展研究院院長齊愛民表示，“現金股”的持股方式將科研人員、管理人員的收入與成果轉化的利益捆綁，想拿到高額的科研回報率，他們就必須跟進技術的轉化效益，積極性自然高了。

　　而“引入技術經理人全程參與成果轉化”的提法，讓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創新發展研究部原部長呂薇印象深刻，“前一段時間，我們的政策主要是加大對科研人員的激勵。但科技成果轉化不能只靠科研人員，既懂技術又懂市場的復合型科研人員是不多的。”呂薇對鼓勵技術經理人參與科技成果轉化很支持，“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這很重要。”

　　呂薇提到，國際上科技成果轉化做得比較好的高校、科研院所大都有專門的技術轉移辦公室，有一批非常專業的技術經理人參與其中，他們一面對接高校、科研院所，一面對接企業，促進科技成果轉化，起到了橋梁和紐帶的作用。而“國內技術經理人的市場機制還不健全，人才也短缺，所以促進技術經理人參與成果轉化，要在體制機制和人才培養方面補齊短板。”呂薇說。

　　“好政策關鍵在落實”

　　“政策出了一輪接一輪，但這兩三年，科技成果轉化的成效沒有顯著變化。”吳壽仁長期工作在科技成果轉化的一線，看了許多高校、科研院所的情況，他說：“好政策關鍵在落實。”

　　以上海為例，《2018年1-9月上海市技術合同認定登記統計快報》顯示，2018年1-9月上海經認定登記的技術合同14059項，比去年同期下降4.1%。其中，9月認定登記技術合同1522項，成交額37.88億元，分別比去年同期下降23.8%和32.2%。

　　而從全國高校層面看，數據更是不樂觀。據《2017年高等學校科技統計資料匯編》，全國各類高校全年專利授權數共229458項，合同形式轉讓數為4803件，轉化率只有2%。中國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率及產業化程度遠低于發達國家40%～60%的平均水平。

　　癥結在哪？“高校、科研院所沒動力。”吳壽仁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很多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轉化制度，沒有隨著國家政策的出臺迭代更新，一些地方、部門出臺的政策也存在同樣的問題。

　　在他看來，這有兩方面原因。一方面是高校的考核體系沒有變化，仍以教學、科研為“指揮棒”；另一方面，對科研人員獎酬金比例的不斷加碼，也影響了單位作用的發揮。“不斷提高科研人員的獎酬金比例，并不一定有利于成果的轉化，成果轉化的核心問題不是把科研人員的獎酬提得多高。”吳壽仁說。

　　一個難以改變的問題是科技成果轉化對高校教師評職稱、寫論文往往沒有多大幫助，科技成果轉化在應用科學技術研究課題中沒有考核指標。如果轉化科研成果還不如多做幾個國家重點課題，那么轉化的動力從哪里來呢？

　　“搞科研＞搞教學＞做社會服務”的地位不等式在高校中仍十分普遍，同時，重論文輕轉化的傾向也一直沒變。老師對產業化積極性不高，大量成果在實驗室“沉睡”。

　　齊愛民也提到，由于高校科研評價體系不完善、科研經費管理制度的不足等，目前，大部分高校的科研成果考核仍以專利授權為標準，未以專利轉化為重點，使得高校科研成果大批量產生，但真正得到轉化的卻極少。

　　科技成果轉化要市場化

　　制度障礙成了邁不過去的一道坎。美國大學技術管理協會（AUTM）成員、清華-伯克利深圳學院技術轉移辦主任樊華做了多年的專業技術經理人，今年初回到國內，他感受最大的是兩邊存在的環境、制度差異。

　　“在國外的一些高校，評價科研人員的學術地位已經開始不光看他在什么期刊上發表了多少篇論文了，這只是作為評價的一部分，另一部分要看他為社會做了多大貢獻、科研成果產業化了多少。”樊華說，而在國內，很多科研工作者拿著科技成果主要還是為了評職稱，靠其他手段去激發他們的積極性有些舍本逐末。

　　另外，國內對接高校和企業的過程還在管理階段，遠遠未達到運營層面。“很多高校技術要作價入股的話，流程大概要走半年到一年，企業‘怨聲載道’，一些項目甚至根本就開展不下去。”樊華表示，有時候，技術是好技術，但過了市場窗口期，經濟價值就大大下降了，很多企業反饋，一些高校走流程，就像“陷入沼澤”一樣，“一些行政管理人員不會為了一項技術成果轉化加班，激勵機制缺乏，很多技術的黃金時間就耽誤了，商機也流失了。”

　　樊華希望科技成果轉化工作能“去中心化”，走出體制，讓市場來主導。“美國在《拜杜法案》制定之前，由政府資助的科研項目產生的專利權，一直由政府擁有。復雜的審批程序導致政府資助項目的專利技術很少向私人部門轉移，科技成果轉化率極低。后來，科技成果轉化工作逐漸市場化，奠定了美國創新經濟的地位。希望中國盡早能發揮出應有的勢能，搭建出自己的創新經濟體制。”

　　北京超凡技術轉移轉化研究院院長張曉宇也有類似的感受，在市場化的基礎上，他希望市場能更法制化、尊重創新。“市場對知識產權的尊重和理解深度還是不夠，為創新付費的意愿仍不強。”張曉宇說，就他實際接觸的企業來看，許多都缺乏專利布局經驗、科技情報分析和管理策略意識，甚至有的已經做到幾百億規模的企業花大價錢購買了海外科技成果，卻遭遇技術引進了生產不出來，或者專利技術一半都是無效的、輕松就被山寨的境況。而山寨的違法成本還很低，對于創新和科技成果轉化的積極性都是很大的打擊，在這些方面，“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項目由政府設立，成果出來有實際價值的較少，中標人盯著政府下達的指標，交差了事，即便獲得專利也是竹籃打水，沒有實施價值。”齊愛民認為，項目應該由企業設立，政府可以引導和支持，搭建平臺，但不應該自己登臺唱戲。“面向企業的項目，自然不用誰去推動轉化。”(記者 張均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