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華盛頓和東京之間最令人矚目的是日益加劇的貿易摩擦。上世紀80年代后半期，美國對日貿易逆差占到全部貿易逆差的40%；另一方面，日本嚴重依賴美國市場，急需實現貿易的多元化。

　　1984年前后日本企業最具競爭力的是汽車、機床和半導體等行業。美國為解決糾紛與出口國簽署了《維護市場秩序協定》(OMA)，對日美間近40%的貿易實行限制。為此，日本集中對美國國會、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等監管機構開展了游說活動。

　　時光流逝。2013年美國的經常項目赤字僅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2%。這主要歸功于美國出口的擴大、能源產量的增加以及日本企業從長遠考慮增加了對美國的直接投資。另一方面，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逐步擴大，是對日貿易逆差的4倍多。

　　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的誕生徹底改變了跨國企業賴以活動的政治經濟棋盤。類似OMA那樣的限制不再有效，貿易中的市場主義再次復活，跨國企業與美國政府就限制問題進行協商的重要性有所下降。日本對美國市場的依賴程度迅速降低。日本企業和團體對華盛頓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力開始下降。

　　21世紀初，日本和日美關系在政治經濟領域面臨著新的挑戰。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種挑戰并非源于美國強烈的要求和壓力，而是來自于華盛頓在設定議題過程中對日本的全然漠視。

　　日本的政治決策者們很難認識到這種微妙的挑戰，更不用說應對了。基于過去貿易摩擦的經驗，他們傾向于把美國決策者們的不關注當成是一件好事，因而未能意識到問題的存在。

　　實際上，與現在相比，過去的貿易摩擦更顯得單純。隨著東北亞主要國家在政治經濟上的崛起以及中國和韓國在華盛頓開展了日益頻繁的游說活動，“漠視日本”變成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

　　東北亞的對立關系不僅限于地緣政治領域，而且還包括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因素。這很重要，但很多人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在亞洲裔美國人當中，目前日裔所占比率為15%，僅相當于1965年時的一半，相比之下，華裔和韓裔的人數要多得多。

　　日本應該認識到，美國國內這種人口動態的變化已對華盛頓的政治產生了影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東北亞的矛盾。

　　為了維護更加廣泛的本國利益，而不是僅僅局限在眾人矚目的歷史和領土問題上，日本應該更加關注華盛頓的一舉一動，積極地開展游說活動。

　　近年，北太平洋地區進入了性質完全不同的政治經濟競爭的新時代。與上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相比，這種競爭帶有了完全不同的地緣政治的特征。

　　過去10年，亞洲內部的矛盾顯然超過了跨太平洋的對立。這種政治經濟的矛盾在日本、韓國以及中國之間表現得尤為劇烈。隨著技術和工資水平的逐步拉平，以往相對平順和多層次的互補關系已經被更加激烈的摩擦關系所取代。

　　以歷史和領土問題為主的政治摩擦造成了產業和財政方面的摩擦和相互作用。這種緊張關系是孕育政治經濟競爭時代的原因之一，為此日本需要在華盛頓和世界各地采取更加積極的行動。【《日本經濟新聞》9月15日文章】題：日本應順應亞洲新競爭時代(作者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教授肯特·考爾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