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斯蘭國組織的崛起中，最令人膽寒的，也許是如此之多的西方國家公民加入其中，成為人肉炸彈和參與斬首處決人質的行動。為什么數以百計的穆斯林——其中許多受過教育、來自中產階層家庭——離開舒適的西方民主國家加入這個殘忍、野蠻的運動？什么導致年輕男女容易受到極端主義伊斯蘭信息的影響？

　　《聯合早報》12月18日轉載《評論匯編》伊娃·霍夫曼(Eva Hoffman)的文章稱，弗洛伊德在目睹20世紀30年代納粹的崛起時，描繪了極權領袖危險的號召力，和他們的追隨者將自己完全交給一種意識形態或組織時所體驗到的自我膨脹。對這些追隨者來說，自由在心理上是一種帶來負擔的情況。弗洛伊德的門徒之一弗洛姆(Erich Fromm)指出，急切地想逃離自由選擇的壓力——并因此接受嚴苛的信仰或遵從一致的規范——對于那些尚未充分發展自主認同感或獨立思考能力的人來說，更具吸引力。

　　西方圣戰者叛離的現代民主國家，讓人民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很難想象還有哪種形式的政治社群，對成員的忠誠要求如此之少，也沒有太多必須遵守的共同規范和行為準則。在生活的幾乎每一方面——道德、禮節、性行為、家庭結構、職業和宗教信仰——西方人基本上都有隨心所欲的自由。

　　這似乎是令人十分渴望的狀態，有利于建立美好生活。但在過去數十年，西方民主國家經歷了顯著的身份危機，這顯示在它們不愿意宣揚倫理原則，或在國際舞臺上推進民主價值。

　　在國內，對政治體制的疏離感普遍存在。一些人的不滿日益激進，特別是年輕人。心理不健全的情況也日益普遍，包括厭食、肥胖、注意力缺陷多動癥和抑郁癥等，人們服用的精神藥物因此大增。

　　這些癥狀和綜合癥不能單從經濟的角度來理解，因為它們在中產階級與窮人間一樣廣泛存在。然而，西方不受束縛的自由和寬容放任，有可能不能為一些人提供建立身份認同所需要的心理架構，而他們需要這身份認同來幫助應對個人選擇的要求和壓力。

　　我們從與他人的關系形成自身的身份認同。文化、觀念和期望決定了我們的世界觀，為我們提供心理和道德方向。在當今開放的多元文化社會中，我們需要一直做出選擇，不管是瑣碎的問題(應該買哪個牌子的牙膏？)還是至關重要的問題(從哪里尋找生命的目標和意義？)。但是，沒有共同的文化規范來提供做出決定的基礎——像如何實現美好生活或決定人生的方向等——我們要如何區分好選擇與壞選擇？什么是對的，什么是錯的，什么是真實的，什么是虛假的？

　　從某種程度上講，西方人選擇皈依狂熱伊斯蘭意識形態，是一個更廣泛現象的極端體現。伊斯蘭國組織冷酷嚴格的教義，讓其追隨者不再需要面對自主思考和選擇所帶來的困惑負擔。弗洛姆的說法也還是有其道理：一些西方人皈依伊斯蘭國這樣的惡毒組織，也是因為對社會不滿而選擇逃離自由。

　　一些圣戰者的言論清楚地顯示了這一點：“治療抑郁的良方就是圣戰，”一名被招募的西方人在伊斯蘭國組織視頻中如是說?！案惺芪覀冋诟惺艿墓鈽s。感受我們正在感受的幸福?！?/p>

　　另一人明確地表示：“拒絕民主”。對民主的厭倦為極端化制造了條件，而極端伊斯蘭運動十分了解如何加以利用。

　　極端主義的誘人召喚，是不可能通過吁請歐洲清真寺中的原教旨伊斯蘭導師停止灌輸年輕穆斯林男性極端思想來應對的。要對抗伊斯蘭意識形態的吸引力，需要更強大的民主文化及其基本價值觀——并在政治上更有力的肯定這些價值觀。

　　民主社會要對抗狂熱運動及其領袖的魅力，需要的是更多的信心和堅定的理念，而不是漠不關心的容忍。只有對民主的重新承諾，才能扭轉正在損害西方社會的普遍的不滿和疏離感。伊斯蘭國圣戰者只不過是西方社會面對的最讓人不安、最危險綜合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