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大選將于5月7日舉行。在最后的百米沖刺中，選情依然膠著。

　　這場被稱為“一代人以來最難解難分的英國大選”并非一般意義上的結局難料，不僅關系到誰將入主唐寧街10號，更攸關現代英國政治將被社會變遷的洪流推向何方。

　　在現代英國政治的歷史上，2010年5月的大選被認為是標志性的事件，產生了1974年以來的首屆無多數議會和戰后首個聯合內閣保守黨與自民黨政府。英國兩黨政治格局由此步入“三黨時代”。2015年大選更是非同尋常，呈現多黨混戰的局面。4月3日，獨立黨電視臺舉行了此次大選中唯一一次有卡梅倫參加的電視辯論，辯論中“七黨領導人”同臺，保守黨、工黨、自民黨、蘇格蘭民族黨、英國獨立黨、綠黨以及威爾士黨等組織規模不同、政治主張各異的政黨領導人，擁有了歷史性同臺辯論的機遇。

　　2010年的大選雖具多項歷史性指標意義，但并未讓人對英國政治的印象根本改觀。執政五年來，保守黨在聯合政府中的絕對主導優勢以及聯合政府的穩定性，不由使人感到，歐洲式的多黨政治距離英國依然遙遠。但是，歷史傳統、執政經驗與政治權術可以使英國大黨保住有利于兩黨的政治制度設計，卻保不住其民調與執政優勢。戰后初期，下議院不屬于兩大黨的議員只有6名，2010年人數增至85名，2015年大選之后極有可能破百。反移民、主張退出歐盟的極右政黨英國獨立黨異軍突起，在英格蘭地區與保守黨展開激烈的選民爭奪戰，歷史性地在歐洲議會與英國議會補缺選舉中突圍，英國政治一時間被稱為進入“四黨時代”。而歷史性的“蘇格蘭獨立公投”雖然挽留住了蘇格蘭，卻大幅拉升了蘇格蘭民族黨的地區影響力，使其坐穩蘇格蘭第一大黨的地位。失去了蘇格蘭傳統票倉的工黨問鼎唐寧街的優勢銳減。

　　目前民調顯示，保守黨與工黨的民意支持率在32%～34%徘徊，不分伯仲，且均無法獲得超過半數議席。在無多數議會的前景下，英國著名民調機構尤戈夫曾為此次大選后的英國政治圖譜列出了五種可能。這已經不是5年前的三選二，組閣變數極大。小黨入閣不僅將刷新英國政治歷史，而且將對未來英國政府的政策選擇產生切實影響。目前，蘇格蘭民族黨已經提出將支持工黨，條件是工黨放棄緊縮財政。而英國獨立黨則稱，舉行脫歐公投是該黨與其他政黨談判組閣的先決條件。

　　英國大選所反映的政治亂象與不確定性是由諸多原因造成的。起始于2007年的美國次貸危機以及隨之而來的金融危機與經濟危機是最為深刻的源頭，由此而帶來的英國社會生活變化，影響的不僅僅是2010年大選或2015年大選，而可能是整個英國政治生態。

　　卡梅倫在牛津大學的導師、現任倫敦大學國王學院政府學教授波格丹諾認為，英國“早期憲法和政治形態與當今社會和經濟現實之間差異日益擴大”。英國《金融時報》專家菲利普·史蒂芬斯也指出：“當代英國的政治體制和憲法規則無法適應現代世界。”

　　波格丹諾指出：“英國正在從20世紀50年代基于職業和階級的大型社會經濟集團所主導的封閉社會，向社會和地理層面更為碎片化的社會轉變。”也就是說，一個復雜的政黨圖譜或許才更符合碎片化的英國社會現狀。

　　英國社會的碎片化，首先體現在主流價值觀式微，以及由此而衍生的極端化、民族主義盛行與排外情緒上升。大學校園里的極端伊斯蘭思潮盛行，“蘇獨”與極右力量影響力擴大均是體現。“身份認同”問題早已使政客們感到壓力頗大。早在2011年初，卡梅倫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就發表了“反多元文化演講”，強調英國“國民定位”。2014年4月，一向自稱不受意識形態束縛的卡梅倫公開宣示自己的基督徒身份，并稱英國“應對其基督教國家的地位更加自信”。

　　其次，民眾對主流政黨與所謂社會精英群體失望。“情報門”、“騙補門”等一些丑聞使英國大黨公信力大跌。金融危機和一系列洗錢和不正當運作丑聞讓倫敦金融城蒙羞。“竊聽門”暴露了新聞界的陰暗。這些政治上層信譽的坍塌、權威的喪失，使缺乏凝聚力的社會更易碎片化。

　　最后，經濟困局加之財政緊縮政策導致主流政黨民望迅速下滑。英國經濟走出危機，2014年全年增長在發達經濟體中最高，為2.6%。但經濟增長的紅利為什么沒有迅速轉化為政治紅利，保守黨尋求連任之路為何如此艱難？除了碎片化的社會修復需要時日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英國的經濟增長才剛剛開始惠及民眾。盡管英國經濟早已開始復蘇，但實際工資一直大大低于危機前水平，而且下滑時間之長為半個世紀以來之最。直到2014年底，實際工資才實現了1.4%的微增。也就是說，在保守黨執政的大多數時間里，選民承受更多的是緊縮政策帶來的社會陣痛。

　　英國大選折射出的政治亂象并非個案，從2014年歐洲議會選舉中極右翼政黨的勝利，到2015年初希臘激進左翼政黨的上臺，非主流政黨借力人們對當下生活狀態與主流政治的不滿情緒創造了傳奇。對于現在的英國政治而言，信任重塑與提振經濟一樣重要。(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歐洲所 楊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