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在明也表示，地方政府征地時會說是為了“公共利益”，但誰知道什么是“公共利益”呢？他以國有土地征收條例征求意見稿列舉的“公共利益”為例表示，“實際上沒有操作性，政府可以把任何一個征地項目套進去，會找出一百條理由來說這就是"公共利益"。”
農民可能難享土地增值
城市擴張主要依賴周邊土地，提高集體土地征收的補償標準就會使政府成本增加，形成城市化資金的缺口。
目前集體土地征收中涉及補償?shù)馁M用為三類：土地補償費、地上附著物補償費和青苗補償費。土地補償費歸村集體經(jīng)濟組織所有，后兩者歸所有者所有。
如果立法規(guī)范集體土地征收和補償，最大困難在于如何確定補償標準。沈巋分析，集體土地在沒有轉為國有土地時，沒有真正的市場價值。中國土地市場是由國家壟斷一級土地市場，土地轉為國有以后，通過諸如招拍掛等方式形成土地使用權的市場價值。
但農村的土地使用權價值，因不能進入到一級土地市場，并不能簡單地用市場價去補償。如果以國有土地上房屋拆遷的價格（暗含土地使用權價值）去補償，又會產(chǎn)生比如土地增值歸誰所有等問題。
沈巋認為，土地增值通常并不是農民投入形成的，而是政府或開發(fā)商投入資金對周邊地區(qū)進行開發(fā)建設等諸多因素造成的。農民作為土地所有權人，應當享有獲得收益的權利，但把土地增值全部“歸私”，又忽視了社會的投入與貢獻。這就帶來一系列問題，補償標準由國家統(tǒng)一規(guī)定，還是國家僅提供指導性的標準，把權力交給省級政府？制訂補償標準時，是否需要廣泛征求意見？農民意見在多大程度上應予聽取？都有很大爭議。
如果將集體土地征收納入中國當前的城市化進程中考慮，則問題更為復雜。馬懷德分析，目前城市擴張主要是依賴城市周邊的土地，提高集體土地征收的補償標準就會使政府支付的成本會大幅增加，形成城市化資金的缺口。
“土地財政”成立法障礙
如果不解決土地財政問題，即使提高了征地補償標準，政府也會把成本轉嫁給社會，導致房價高漲。
無論是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還是集體土地征收，立法共同面對的是“土地財政”問題。沈巋直言，如果政府始終不讓利，就不可能降低地價，如果不解決土地財政問題，即使提高了征地補償標準，政府也會把成本轉嫁給社會，導致房價高漲。
楊在明表示，集體土地征收政府看中的是土地出讓金，補償金一畝地三四萬、五六萬，但變?yōu)閲型恋睾筮M入土地市場賣給開發(fā)商時，就成了幾百萬，政府賺了巨大差價，從物理形態(tài)上講，集體土地和國有土地應該是同地同價，但從法律性質上講，待遇相差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