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4年來華的法國人、耶穌會士蔣友仁（MichelBenot）受清政府委托，于1767年繪制出《坤輿全圖》。該圖在中國沿海部分，用閩南話發(fā)音注明了釣魚島。1811年英國出版的《最新中國地圖》明確釣魚島為中國領土。1877年，英國海軍編制的《中國東海沿海自香港至遼東灣海圖》，將釣魚島看作臺灣的附屬島嶼，與日本西南諸島截然區(qū)分開。該圖在其后的國際交往中被廣泛應用。

　　由此可見，中國至遲在十五世紀初就已發(fā)現(xiàn)釣魚島，并將其作為臺灣的附屬島嶼進行管轄。包括日本在內(nèi)的國際社會對這一事實是承認的。這說明釣魚島絕非“無主地”，日方所謂依據(jù)“先占”原則取得釣魚島“主權(quán)”的說辭純屬欲蓋彌彰的歷史謊言，不值一駁。

　　二、日本竊取中國釣魚島非法無效

　　（一）日本染指釣魚島始于十九世紀末

　　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后，立即把擴張的觸角伸向中國的釣魚島。1884年日本人古賀辰四郎聲稱首次登上釣魚島，發(fā)現(xiàn)該島為“無人島”。1885年9月至11月，日本政府曾三次派人秘密上島調(diào)查，認為這些“無人島”與《中山傳信錄》記載的釣魚臺、黃尾嶼、赤尾嶼等應屬同一島嶼，已為清國冊封使船所悉，且各附以名稱，作為琉球航海之目標。

　　1885年至1893年，沖繩縣當局先后三次上書日本政府，申請將釣魚島、黃尾嶼、赤尾嶼劃歸沖繩縣管轄并建立國家標樁。當時中國國內(nèi)對日本的上述舉動作出了反應。1885年9月6日（清光緒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中國《申報》指出：“臺灣東北邊之海島，近有日本人懸日旗于其上，大有占據(jù)之勢”。日本政府對此不得不有所顧忌。日本外務大臣井上馨在致內(nèi)務大臣山縣有朋的信函中認為，“此刻若有公然建立國標等舉措，必遭清國疑忌，故當前宜僅限于實地調(diào)查及詳細報告其港灣形狀、有無可待日后開發(fā)之土地物產(chǎn)等，而建國標及著手開發(fā)等，可待他日見機而作。”因此日本政府當時未批準沖繩縣當局上述申請。這些事實在《日本外交文書》中均有明確記載。這說明，當時日本政府雖然開始覬覦釣魚島，但完全清楚這些島嶼屬于中國，因顧忌中國的反應，不敢輕舉妄動。

　　（二）日本利用甲午戰(zhàn)爭非法竊取釣魚島

　　1894年7月，日本發(fā)動甲午戰(zhàn)爭。同年11月底，日本軍隊占領中國旅順口，清政府敗局已定。在此背景下，同年12月27日日本內(nèi)務大臣野村靖致函外務大臣陸奧宗光稱：關于“久場島（即黃尾嶼）、魚釣島（即釣魚島）建立所轄標樁事宜”，“今昔形勢已殊，有望提交內(nèi)閣會議重議此事如附件，特先與您商議”。1895年1月11日，陸奧宗光回函表示支持。1月14日，日本內(nèi)閣秘密通過決議，將釣魚島等島嶼劃歸沖繩縣所轄。實際上，當時日本政府既未在釣魚島等島嶼上建立任何國家標樁，也未在日本天皇關于沖繩地理范圍的敕令中載明釣魚島等島嶼。同年4月17日，中國被迫與日本簽訂不平等的《馬關條約》，將臺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割讓給日本，包括釣魚島。日本從此時起至1945年戰(zhàn)敗投降，對包括釣魚島在內(nèi)的臺灣實行了50年殖民統(tǒng)治。

　　（三）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釣魚島回歸中國

　　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國發(fā)布《開羅宣言》，明確規(guī)定：“日本所竊取于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臺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務將日本驅(qū)逐出境”。1945年7月，中、美、英發(fā)布《波茨坦公告》（同年8月蘇聯(lián)加入），其第八條規(guī)定：“《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之主權(quán)必將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之其他小島。”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9月2日，日本政府在《日本投降書》第一條及第六條中均宣示“承擔忠誠履行《波茨坦公告》各項規(guī)定之義務”。據(jù)此，釣魚島作為臺灣的附屬島嶼與臺灣一并歸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