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盡早洗清罪名、重獲自由是蒙冤者最大的渴求，那么在沉冤得雪后獲得應有的國家賠償，則是對冤案受害者及其家人最大的撫慰。

　　如何解決國家賠償申請難、獲賠難、追償難的問題，如何更好地維護公民權利，彰顯公平正義的法治精神，兩會代表委員們展開了熱議。

　　國家賠償事關公民權利

　　從“內蒙古呼格吉勒圖案”到“福建念斌案”，從“廣東徐輝案”到“海南黃家光案”，一起起冤假錯案得以糾正并賠償，有力地彰顯了司法進步。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數據，2014年，各級法院審結國家賠償案件2708件。

　　“但突出的問題是，這其中真正獲得賠償的并不多。”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說。記者梳理2015年地方高院所做的工作報告發現，大部分省市的賠償比例都比較低。例如2014年，上海審結國家賠償案件22件，決定賠償2件；廣東審結253件，決定賠償53件；山東審結143件，決定賠償的15件；四川審理170件，決定賠償16件……

　　“目前國家賠償的賠償范圍比較窄，賠償程序還是比較復雜，受害人想及時獲得賠償仍不是一件容易事。”馬懷德告訴記者，賠償義務機關更多傾向于不愿意賠償，或者不希望承擔否定性評價的后果；而且，一些地方賠償經費沒有實行財政預算，這更加劇了賠償難。

　　作為執業律師，全國政協委員、國浩律師(成都)事務所合伙人施杰深有感觸。“明明很清楚的錯案，但又是受害人被施壓讓其承諾平反后不申請賠償。有的擔心影響政績和領導干部升遷，干脆選擇‘私了’。”他說，“我的好幾個當事人本來可以申請國家賠償，后來因為各種壓力最終無奈放棄。”

　　“國家賠償事關公民權利和社會公平正義，判錯了，就必須坦然承認錯誤并積極進行賠付，而不能‘捂蓋子’、錯上加錯。”施杰說。

　　賠償標準有待提高

　　不僅是申請難、獲賠難，冤錯案受害人在實際維權中，還常常遭遇索賠高、賠償低，由此直接導致國家賠償案件難以息訴。“福建念斌案”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

　　2015年2月，三次被判死刑的念斌歷經8年上訴后，終于被判無罪，獲得國家賠償113萬余元，但他主張索賠金額的絕大部分都被法院以“依法不予支持”“不屬于國家賠償范圍”的理由拒絕。

　　“現行賠償標準偏低。”馬懷德表示，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賠償金是按照國家上年度職工日平均工資計算，其他財產損失也只賠償直接損失，因無辜入獄造成的收入減少、房屋損失、伸冤費用、交通費、住宿費等，都沒有列入賠償的規定之中，法院即使想做出這樣的賠償決定也缺乏法律依據。

　　“本來是健康人，蒙冤坐牢引發疾病，盡管這不是國家機關直接侵犯造成的，但是由國家機關的侵權行為引起的，這些健康損害當然應該賠償。”全國人大代表、廣東國鼎律師事務所主任朱列玉建議，受害人親屬精神損害、被冤枉坐牢的名譽權榮譽權損失、回歸社會的費用都應納入國家賠償范圍。

　　全國人大代表、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張忠厚坦言，與國外相比，我國的標準總體還是較低，這一塊有很大改進空間。

　　完善追責機制

　　《國家賠償法》實施20年來一直遵循“誰侵權、誰賠償、誰追償”的原則，但在實際操作中追償制度卻一直處于“休眠”狀態，極少有公務人員被追償，一些重大冤案的追責也遲遲不見動靜。

　　“冤假錯案一旦被認定，政府機關就應該追究辦案人員的責任，該罰錢的罰錢，該問責的問責。”全國人大代表、湖南秦希燕聯合律師事務所主任秦希燕認為，應該對《國家賠償法》和《國家賠償費用管理條例》進行修訂，完善追償的機制，細化追償標準，建立追償程序、結果公開等機制。

　　在施杰看來，應該建立一個懲罰金機制，以示對相關公務人員的懲戒和對受害人的額外補償。“如果個人無力賠償，再由地方財政出這筆錢。不管多少，對受害人都是一種安慰，對公務人員也是一種警戒。”

　　不過，馬懷德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說，追償只是國家賠償的一個輔助制度，實踐中很少發生這種情況。不是公務人員的重大過失不好認定，而是追償本身執行起來難度很大。動輒百萬的賠償金究竟讓哪幾個辦案人員承擔很難認定，就其收入水平來說也很難承受。所以更多應考慮追責，而不是追償的問題。(記者姜琳 趙葉蘋 陳春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