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9日，《參考消息》第16版上刊登了總標題《南京大屠殺77周年紀念日臨近中國民間首次要求日本謝罪賠償》下的兩篇外媒文章：一篇是日本《產經新聞》12月8日題為《中國民間團體要求日本就南京事件謝罪和賠償》的報道，另一篇是英國廣播公司網站12月8日題為《中國民間要求日本為戰爭謝罪賠償》的報道。兩篇報道說的是同一件事，“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會長童增〔1〕)“近日”寄函(致函)日本駐華大使館，要求日本政府向1939年南京事件死難者及遺屬謝罪和賠償。

嵊州市檔案館保存的《下王村對日索賠資料》

　　十分巧合的是，在《參考消息》上述文章見報時，筆者在嵊州市檔案館查閱其他資料時意外發現了一個封面標題為《下王村對日索賠資料》的宗卷。它于1998年6月建檔，歸檔號為13 201/209，其副題分為《國恥》《家仇》《同仇敵愾》，是下王村對日索賠的原始資料宗卷，較為詳細地記載了上世紀90年代初、中期嵊州市下王鎮下王村民眾發起的要求日本予以侵害賠償的活動。

　　1992年5月19日，《報刊文摘》刊發一篇摘自5月8日《青年參考》題為《日本〈讀賣新聞〉發表文章談中國對日民間索賠問題》的報道。文中第一段寫道：“日本《讀賣新聞》載文說，去年春天，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研究人員童增，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遞交了要求民間對日索賠的意見書。一年來，全國各地已有1萬多人簽名贊成這一意見書。……童增的目標是達到1億人簽名，目前正在醞釀登記成立中國民間對日受害索賠組織?！?/p>

　　嵊州市下王鎮下王村69歲的下王招待所經理童維良、67歲的退休教師童能治和85歲的戰前杭州企業職工童一志3位老人，在看到《報刊文摘》上的文章后商議，決定發起要求日本政府對侵華日軍于1943年12月在下王村犯下的火燒村莊罪行導致慘重損失予以賠償的活動。于是，在《報刊文摘》索賠報道發表10天后的5月29日，3位老人聯名給中國老齡科學研究會研究人員童增發出了第一封擁護和致敬信。信中初步提到了1943年12月10日下王村被日軍燒毀全村227戶中的191戶，焚屋688間，兩名婦女被燒死和日軍轟炸嵊縣縣城和長樂、甘霖等鎮的事實。

下王鎮向日本要求受害賠償的部分簽名者手跡

　　在聯名信發出僅隔一星期左右的6月5日，童增就復信童維良，附寄簽名表，并提出簽名時應注意“不要上街簽名，不要以此公開募捐，不要出現過激言論”等五點意見；同時提出“您目前可整理一下當時的受害經過和具體的索賠數額……另外請您多聯系一些受害者?！?/p>

　　接童增復信后約半個月的6月29日，童維良等3人第二次致信童增。隨信寄出748人簽名的簽名表(其中下王村717人，離下王不到100米的上塘村31人)，并向童增請教下步行動。

　　按照童增的建議，從1992年6月份開始，童維良等多位老人就著手搜集整理侵華日軍1943年12月在下王犯下的罪行證據。至8月下旬，完成了《國恥》《家仇》《同仇敵愾》三份控訴材料。三份材料詳細地記載了侵華日軍火燒下王的罪行。其中《家仇》由童其仁、童一志、童運生、童維良和童能治5人共同回憶完成，歷時兩個月左右時間，集中回憶討論10次以上；《同仇敵愾》是將全村分成4個片，分別指定各片負責人，經過挨家挨戶上門調查簽集而成，10天內完成。8月22日，童維良等3位老人第3次致信童增：“我們打算把上述情況〔2〕寫成詳細材料，附700多人的簽名表，提出索賠數額，趕在10月份前遞交日本政府。”并向童增請教信件遞交渠道，政府政策界限等問題。

　　12月13日，童增給童維良等寄發了關于對日索賠工作的公開信和兩個附件：一是《青年參考》《華僑日報》等媒體對日索賠動態報道；二是“中華民間對日受害索賠的范圍(討論)”。同月27日，童維良第4次致信童增，說明并補充已寄出的申訴材料，并表示將持之以恒地繼續對日侵害的索賠工作。

　　時隔兩年多，嵊州下王民間對日侵害索賠又舊事重提。

　　1995年4月7日，北京日報社編印的《內部參考》第4279期，刊發了題為《青年學者童增介紹關于二戰時期受害者要求賠償的情況與動態》。6月12日，下王村童維良首次收到以“省民間對日戰爭索賠籌委會”名義，由杭州大學化學系周友曙署名的信件。信中寫道：“……民間對日戰爭索賠義舉有一定進展，第一批難友已經向日本政府起訴……希望抓緊準備……”信中介紹了浙江省教育學院教師高熊飛，并提出可與高熊飛聯系。筆者認為此事可能經童增從中牽線介紹。于是童維良給高熊飛去信。6月30日，高熊飛復信童維良。信中寫道：“……組織起來，成立民間索賠委員會，集體與日本政府打交道……由我們委托日本法律家代表團，代我們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賠要求，當日本政府不理睬時，在東京地方法院起訴日本政府?！埬銈兿冉M織起來，派一名代表來我處，學習一些有關文件，聽一些有關錄音，然后回去開展組織工作。把民間索賠工作開展起來！”

1996年2月14日，杭州召開受害者座談會，右一為童永生。

　　童維良接信后，和童能治、童元中、童型光、胡漢裕等4人聯名寫出申訴狀，提出要求賠償289.7萬美元的請求事項及事實和理由。于7月10日將訴訟狀寄交高熊飛。

　　1996年2月14日，杭州召開受害者座談會，童永生〔3〕代表下王在會上作了情緒激昂的發言，強烈揭露日軍在下王的罪行。童永生發言后，將《國恥》《家仇》《同仇敵愾》3份材料交給參會的日本進步作家新井利男帶往日本。

　　時至1998年6月，頗具檔案意識的童維良、童能治、童永生3位老人，將前述5年中對日侵害索賠活動的有關資料整編建檔，并送交嵊州市檔案館保管，為后人留下了一份日軍侵華的翔實罪證，民間向日討還公道的珍貴史料。

　　(王和祥 本文作者：長樂鎮剡源村人剡源水庫管理處退休。)

　　注釋：

　　〔1〕童增,男，祖籍湖北黃陂，1956年出身于重慶。畢業于四川大學。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第一人。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會長，中國民間保釣聯合會會長，中國宋慶齡基金會理事，中祥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

　　〔2〕即日軍侵害下王罪行。〔3〕童永生：下王鎮人，當時在杭州工作，童維良等委托他參加在杭州召開受害者座談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