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珍視兩個獎，一個是小學三年級時得到的全校演講比賽第一名，還有一個就是今天獲得的CCF終身成就獎。”1月31日舉行的中國計算機學會(CCF)頒獎大會上，獲得CCF終身成就獎的張鈸院士致謝時表示，“之所以看重這個獎，是因為我認為自己的工作得到了同行的認可。”

　　獲得CCF杰出教育獎的國防科技大學教授齊治昌在領獎時則講了個笑話：“這個獎項公布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有學生打來電話祝賀，我還以為是祝賀生日，后來我才知道自己獲獎了。”

　　自2005年至今，中國計算機學會先后設立了12個獎勵項目，獎勵原則是同行推薦、評價，不允許自薦。各獎項同行推薦候選人后，根據CCF評獎條例，由各評獎分委員會組織評審，獎勵委員會終審。

　　這些獲獎人事先不知道自己獲獎，也格外珍惜。在近幾年的頒獎大會上，攜80歲老伴領獎、70歲的老教授帶90多歲老母親領獎的情景，不時出現。

　　今年年初，中國計算機學會也因“獎勵”二字備受公眾矚目。

　　鑒于已經實施多年的國家自然科學獎、技術發明獎、科學技術進步獎等國家級科學技術獎，在管理體制、評審過程及評獎結果中暴露的一些問題，1月16日，中國計算機學會將一份名為《關于政府退出國家科技獎勵評審的建議》送達國務院辦公廳、中國科協、科技部、教育部等，指出問題的同時提出了幾點建設性意見。

　　這與“透明計算”因獲得“2014年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而備受爭議的時間契合，中國計算機學會不得不再發聲明：“本提議是在國家科技體制機制改革背景下，半年前已開始醞釀，于去年10月成稿。”

　　那么，科技獎勵到底存在什么問題？對此，中國計算機學會海外理事、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教授張曉東，中國計算機學會秘書長杜子德聯合撰寫文章《獎勵的本質和獎勵的異化》，發表在最新一期的《中國計算機學會通訊》上。

　　獎勵的生命力在于公信力

　　“一個有名望的科學技術獎，一定會有兩個顯著的效果：一是有突破性的科學發現和進展或有影響的科技創新得到了充分認可和廣泛傳播；二是獲獎人得到了同行和公眾的尊敬并受到鼓舞。”在張曉東和杜子德看來，有這兩個顯著效果的主要原因是獲獎的工作得到世界范圍內同行的認可，而且經得起時間考驗，還有足夠的證據和大量的事實來證明其影響力。

　　作為著名的海外華人學者，張曉東經常回國進行學術交流，也密切關注著國內的科技進展。他認為，在計算機領域，提出一個新概念、一個計算模型或裝置、一個系統框架是經常的事。但是，有生命力的理論必須是有深遠學術影響和廣泛應用價值的。

　　比如，1969年，IBM的學者Edgard Codd提出了一個關系數據模型。當時學術界也有其他的數據模型，包括層次模型和網絡模型等。而關系數據模型卻迅速得到了工業界的積極響應，并以這個模型為基礎開發數據庫產品。著名的數據庫公司甲骨文就是以這篇論文為基礎在上世紀70年代建立的。關系數據模型很快成為主流計算機數據庫的奠基石，并一直延續至今。為此，Codd獲得了1981年的圖靈獎。

　　“獎勵就是激勵人們去做好事，為改善人類生產和生活方式作出更多貢獻，增加社會資本，增加社會正能量。如果每一個人都因為優秀人士的感召而爭做好事，這個社會就會是個健康、向上的社會。”杜子德強調，獎勵的生命力在于其公信力，獎勵主體的威望、獎勵標準、評獎程序以及結果，都會影響獎勵的公信力。獎勵好比一個度量價值觀的尺子，好的獎勵會產生強大的、良性的社會效果，如諾貝爾獎；而沒有公信力或者錯誤的獎勵則可能扭曲價值觀，會傷害人們的良知，讓人們感到失望，這種現象就是獎勵的異化所致。

　　獎勵與利益掛鉤帶壞科研風氣

　　“獎勵異化后所產生的負面作用是巨大的，因為它會傷害公平和正義，會給出錯誤的價值判斷，會傷害真正為崇高目標而奉獻的人和組織。”張曉東和杜子德認為，如果獎勵異化，還不如不獎。他們了解到，我國每年要頒發各種各樣的獎，包括政府獎和專業獎，有些卻得不到社會或同行認可。

　　他們認為，獎勵異化的根源在于動機和目標的異化，比較典型的是將獎勵和利益直接掛鉤。“如果獲獎后便會得到直接利益，這常常會損害獎勵的初衷，帶壞了科研環境和風氣。”

　　“目前在我國科技領域，某人一旦獲獎后會有機會擔任大項目的負責人、獲得更多的科研經費，有了獲得杰出青年、入選千人計劃乃至當院士的資本。實際上，這就導致許多人以得獎為其工作目標。”張曉東和杜子德還看到了這種“異化”的后果：出現了申報制和答辯制。這樣科研人員為了獲獎就要花很多時間和精力作非科研方面的努力。

　　法國知名經濟學家、《21世紀資本論》作者托馬斯·皮凱蒂曾拒絕接受法國政府授予的榮譽軍團勛章，他給出的理由是，政府的角色“并非決定誰值得尊敬”。

　　由此，張曉東分析說：“評選主體錯位會產生異化。一般而言，即使被夸獎是一件愉悅的事，但夸獎的主體失當或由外行評價專業方面的問題也會產生負面效果。”他將其比作另外一種“南郭先生”：“讓計算機領域的專家來決定哪個生物學家的貢獻更大”。

　　程序失當和不公正更會讓獎勵徹底偏離本質。張曉東和杜子德看到，當獎勵者和被獎勵人均有不正當的利益訴求時，就會努力把這些訴求融入評獎程序中，比如程序不公開，事先打招呼，獎項“設立者”有時也會干涉評獎過程，甚至有人把評獎當作一種斂財手段。

　　因此，張曉東和杜子德建議：“為了防止獎勵的異化，必須讓獎勵回歸本質，把獲獎和利益鏈條斬斷，將程序公開，評獎人公開，允許質疑，有糾錯機制。”

　　自然科學一等獎空缺多年，與獎勵機制變異有關

　　張曉東對國家自然科學獎的頒獎情況作了粗略統計：在新中國成立后的66年中，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頒發過23次，得獎的項目共有32項，其中25項是2000年之前完成的。

　　“可以說，與我們今天的條件相比，這25項影響世界的科研成果是中國學者在艱難的科研環境下完成的，很多學者背后都有追求真理的感人經歷。”張曉東注意到，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第一次頒發是我國提出“向科學進軍”的1956年，有3位科學家獲此殊榮，他們是華羅庚、吳文俊和錢學森。

　　張曉東還詳細敘述了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得主陸家羲的經歷和成就。

　　陸家羲生前是內蒙古包頭市第九中學的物理教師。1965年，他在世界上首次解決了組合數學領域的難題“寇克滿問題”，不過，隨即而來的是退稿和無處發表的困境。6年后，1971年兩位美國數學家公布了他們對“寇克滿問題”的研究結果。

　　陸家羲并沒有為此而埋怨，他依然在艱苦的生活條件下和繁重的教學任務之余，開始求解另一個世界數學難題。1979年，陸家羲將他完成的“不相交斯坦納三元系大集”的論文投到美國出版的世界組合數學方面的權威性刊物《組合論雜志》，1982年正式發表，被國際組合數學界評價為：“這是20多年來組合設計中的重大成就之一。”

　　1983年，陸家羲去逝，年僅48歲。時任中國數學會理事長的吳文俊在了解了陸家羲的真實情況后，寫道：“對陸家羲的生平遭遇、學術成就與品質為人都深有感觸。雖然后來社會上對陸家羲的巨大貢獻終于認識并給予確認，但損失已無法彌補。值得深思的是：這件事通過外國學者提出才引起了重視，否則陸家羲可能依然貧病交迫，埋沒以終。怎樣避免陸家羲這類事件的再次出現，是應該深長考慮”。1987年，陸家羲的妻子代替他接受了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的獎勵。

　　與陸家羲同時代的還有陳景潤和馮康，他們同樣在極其艱難的環境下孤軍奮戰，默默做著引領世界的科研工作。他們也是上個世紀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的獲獎者。

　　“2000年之后，我國經濟進入高速發展期，也成了世界上科研經費增長最快的國家。但從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得獎的事實上看，能夠影響世界并有突破性的工作越來越少。為什么國家投入大了，成果反而少了呢？”張曉東和杜子德認為，這和我國獎勵機制的變異有密切關系：把獲獎變為努力的目標；將獎勵和利益直接掛鉤；評選主體錯位；程序失當和不公正。此外，獎勵機制的變異還嚴重影響著中國的人才培養。

　　他們認為，長期以來，我們實行的是計劃經濟，一切都由政府操辦，包括學術評價在內。由于政府掌握的資源太多，又將評獎結果和資源分配結合了起來，于是獲獎就起到一個強勢的引領作用，這不但大大扭曲了獎勵的初衷，也對獎勵文化造成了極大傷害。

　　一個良好的機制是良好文化的體現，而良好的文化也是良好機制的基礎。

　　因此，他們提出建議：“必須努力讓獎勵回歸其本質，只有這樣，每個公民、專業人士或組織才能安心并富有激情地從事他們想做、同時又對人類和社會有益的事。”(李新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