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塔

　　祖父李大釗是引入馬克思主義第一人 祖父要求嚴格身教勝于言傳

　　深對話 五四后人

　　(一)

　　開篇語

　　近百年前，陳獨秀先生在上海創辦了《新青年》雜志，這本革命雜志宣傳“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成為中國近代“新文化運動”的宣言書。雜志在“五四運動”期間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宣傳和推動作用。俄國十月革命之后，《新青年》轉而向中國青年宣傳布爾什維克主義，在社會上起到了共產主義的啟蒙作用。

　　查閱《新青年》雜志的編者，我們發現了一個個近代史上如雷貫耳的名字：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錢玄同、劉半農……這些人的后人生活得如何？他們如何回憶祖輩？借五四青年節即將到來之際，本報記者專門采訪了這些名人之后，聽他們追憶祖輩的故事。

　　說到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李大釗的地位舉足輕重。他積極投身于正在興起的新文化運動，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一員主將。

　　1917年，十月革命的勝利極大地鼓舞和啟發了李大釗，他以《新青年》和《每周評論》等為陣地，相繼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大量宣傳十月革命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著名文章和演說，闡述十月革命的意義。1927年４月，李大釗同志在北京被捕后，慘遭張作霖殺害，當時年僅38歲。

　　近日，記者在安徽合肥采訪了李大釗之孫、全國政協委員李宏塔先生。他向記者追憶了祖父李大釗、父親李葆華的人生經歷，并就時下的反腐工作、青少年教育等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文、圖/廣州日報記者武威、王丹陽

　　李宏塔出生于1949年5月，1965年參軍，1969年退伍后來到合肥化工廠當工人，其間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共青團安徽省委副書記，安徽省民政廳副廳長、廳長，省政協副主席等職務。目前，他仍然是全國政協委員，因為是共青團系統走出來的干部，對于青年工作，李宏塔一直非常關心，今年兩會上，他還專門就大學生的政治思想問題向全國政協提出了提案。

　　李大釗談“五四”

　　這是人類解放運動的一部分

　　近百年前，在北京大學任教的李大釗親身經歷了五四運動，李大釗在“五四”前就號召“知識階級與勞工階級打成一氣”。

　　李大釗等人為了更好地指導學生運動和以工人為主力的群眾斗爭，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并印成傳單散發。

　　李大釗對五四運動的評價極高。他說，五四運動是排斥侵略主義，“故鄙意以為此番運動僅認為愛國運動，尚非恰當，實人類解放運動之一部分也。”

　　李家一直給世人以家風簡樸的印象，父親李葆華擔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期間，從不坐公車上班，李宏塔去北京看望父親，李葆華也從來不派車去接。李宏塔說，這一切源自李家從祖父李大釗開始的嚴格要求，李家人不會刻意教育孩子，但“身教”勝于“言傳”。

　　我的背景與當官沒有關系

　　在合肥市中心的省政協大樓的辦公室里，記者見到了已經滿頭白發、穿著樸素的李宏塔。這間辦公室陳設簡單，只有幾個大書柜，書柜的右側，是一副裝裱的對聯，“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這副對聯的落款是李大釗，但李宏塔說，這并非真跡，而是通過電子設備拓印上去的，字跡與李大釗的真跡一模一樣。

　　談祖父

　　他是引入馬克思主義第一人

　　廣州日報：對遠去的祖父李大釗，你怎樣看待和認識？

　　李宏塔：對他的認識是在新中國成立后。他是把馬克思主義引入中國的第一人，他挺身而出，在北大宣傳和號召青年如何實現中國解放。祖父是在日本接觸的社會主義。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后，他覺得馬克思主義為民族前進指明了方向。

　　祖父所處的年代，很多進步學生都去日本、英國、法國等當時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留學，尋找救國救民之路，包括陳獨秀、孫中山，他們都是留學生，都在思考如何讓中華民族脫離苦難。

　　廣州日報：你的父輩和長輩是怎樣向你介紹祖父的？

　　李宏塔：我父親是領導，哪有時間跟我們聊天，開家庭會議，都是談革命傳統。家里還是注重身教重于言傳。我和父親的接觸時間并不多，一句話，家里對孩子們就是要求嚴格。

　　對于祖父，我主要是看一些黨史書介紹、人物傳記和回憶錄了解的。家人中寫我祖父回憶錄的主要是我大姑。所以，我看的是我大姑寫的回憶錄。

　　廣州日報：你怎樣看《新青年》這份刊物？

　　李宏塔：李大釗一開始不是創刊人，《新青年》是陳獨秀在上海創立的，后來到北京，李大釗成為主要撰稿人。這已在歷史上成定論，在當時的中國宣傳科學民主，宣傳“德先生、賽先生”。在五四運動后，《新青年》開始宣傳馬克思主義，并用它的影響力影響當時的中國青年。

　　談父親

　　民間給他編了很多故事

　　廣州日報：李大釗認為五四運動不僅是愛國、愛民族的一個運動，還是人類解放運動的一部分，你如何評價五四運動？

　　李宏塔：這是中國覺悟的興起，當時工人階級也走上政治舞臺，僅僅靠學生是不行的。當時在上海，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形成合力，讓當時政府不敢在巴黎和約上簽字。“五四運動”是人民群眾的勝利，所以新中國成立后，五四青年節明確了下來。

　　廣州日報：你怎樣看“五四”青年節對現在的青年的意義？

　　李宏塔：我自己做了十年青年工作，但我覺得現在對當年教育還不夠。我在今年兩會上就專門提了有關加強青年教育工作的提案。青年教育應該從小抓起。我們現在所講的人民富裕、祖國復興都要靠一代代的青年人完成。中國是科技大國，但不是科技原創大國。所以，應該鼓勵青年科技創新、獨立創新，把中國的好傳統恢復過來，而不是復制技術后乞求人家去用。

　　廣州日報：你的父親當領導時在民間有“李青天”的稱呼？

　　李宏塔：他在安徽工作一段時間后，當地人送給他的稱號，還編了很多他的小故事。應該說，他的身上有他們那一代人好的傳統，我父親除了去中央開會有一身中山裝，其他衣服都和普通人一樣。

　　所以，當時群眾給他編的故事有鼻子有眼，比如說他化裝成貧民到糧站去，發現糧站工作人員對交糧農民態度差，不按文件兌現，當場予以開除。實際上，這是編的故事，這些問題是他在實際調研中發現的，然后再落實政策。他們那一代人，對問題都是通過深入調研，對干部批評教育，但不會讓干部當眾出洋相，這樣的故事編了很多。

　　廣州日報：4月28日是李大釗先生忌日，你會去祭拜嗎？

　　李宏塔：我們父親和母親已去世，也葬在李大釗烈士陵園。在北京的家人，每年在清明節會祭奠爺爺，也會祭奠父母。從我的父親和姑姑的名字“葆華”、“興華”，就能看出祖父對中國實實在在的希望。因為我父親出生時，辛亥革命還沒發生，他希望能保衛中華。1919年我大姑出生，祖父希望她能振興中華。實際上，祖父也把他自己的名字改了，他原來不叫李大釗。

　　談出生

　　我不會去參加紅二代聚會

　　廣州日報：你怎樣看反腐？

　　李宏塔：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官員問題還是要從干部培養、選拔上抓，還有在他們成為干部之前的教育。如果一個人素質很好，基礎奠定很實，就會為黨、為國家、為人民做實事。如果基礎工作沒做好，又沒有群眾觀念，又沒有有效機制約束，人就容易變異。就像現在我們發動境外追緝貪官，雖然能起到震懾作用，但為什么我們沒有辦法防止貪官外逃呢？一逃就帶走幾千萬元甚至上億元，管理和出境環節到底出了什么問題？所以，我很期待上層中央在這方面的果斷措施，一方面要追，一方面要堵。雖然網上發了一百人的“紅色追緝令”來震懾讓貪官不要跑，另一方面還是要加強內部管理環節。出這么多事情是應該反思，就事論事都能得出很多經驗。

　　廣州日報：聽說你一直是騎自行車上班？

　　李宏塔：我騎自行車一直騎到2004年，我55歲時，安徽省民政廳搬到城外，路程遠了，車輛多了，才沒騎。那時我已經把普通自行車換成了電動自行車。

　　廣州日報：作為李大釗的孫子，這樣的家庭出生對你仕途有幫助嗎？

　　李宏塔：沒有，家庭根本不會想著幫你要官。我都是按正常程序。1978年，當時我還在合肥化工廠做技術員，通過差額選舉的方式，我才被選上做團市委副書記，從科級干部變成處級干部。我進入仕途后，前期提拔很快，后期很慢。1981年，我32歲就被提拔為副廳級，但到了17年后的1998年才轉為正廳。所以，我當官，父母沒有打招呼，我自己也沒有找關系。盡管當時我的父親在人民銀行，但他不會為我們的事找省里幫忙。

　　廣州日報：社會上有人會認為你是“紅二代”、“紅三代”嗎？

　　李宏塔：現在中國就興這種東西，但我覺得沒什么意思。本身劃出這樣一個群體，如果自己不警惕一點，他們就脫離了人民群眾，這些人的聚會，除了號召社會發揚黨的好傳統，其他沒什么正面意義，確實沒必要。

　　紅色后代的日常聚會常常有，但不是所有人都在，而且每個人的觀點并不都一樣。而我自己不會去參加這種聚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