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獻“國家需要”——記中國工程院院士、大氣環境化學奠基人王文興

　　他是我國大氣環境化學的奠基者之一，對我國大氣環境立法、大氣污染和酸雨控制作出過重要貢獻。

　　“國家給我的更多，我回報的只是點滴。”他如此看待自己的付出。

　　這就是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前副院長，山東大學環境研究院院長王文興。

　　治理ＰＭ２．５的先行者

　　ＰＭ２．５和霾化學是近年來大氣化學研究的熱點。８８歲高齡的王文興，與霧霾“斗爭”了１０年。

　　２００５年，７８歲的王文興擔任山東省《山東地區大氣ＰＭ２．５污染特征、來源及形成機理》課題組長，在山東４個代表性城市及泰山之巔，連續同步觀測ＰＭ２．５和相關氣體污染。

　　之后，其領導的課題組又對環渤海地區霾的污染現狀、形成機制和控制對策進行研究。其成果對于了解環渤海區域灰霾的形成機制與大氣污染的氣候效應都具有重要意義，對環渤海地區治霾工作提供了重要理論基礎。

　　“大氣化學是我的專業，也是我的興趣。”王文興說。

　　作為以煤炭為主要能源的國家，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我國許多城市煤煙型大氣污染已非常嚴重，造成嚴重大氣環境酸化。當時擔任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副院長的王文興，連續承擔了國家從“六五”到“九五”的科技攻關重大科研項目，首次計算了全國大氣二氧化碳和氮的排放量、排放強度，查清了我國酸雨現狀及其分布規律和沉降通量，創建了我國第一套材料暴露自動試驗裝置，建立了材料二元損傷函數式等，為我國大氣環境立法和制定污染控治對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和實驗依據。

　　王文興見證、參與了我國大氣環境科研從無到有、從初創到深入的全過程，在大氣光化學污染規律和防治、煤煙型大氣污染與控治、大氣酸沉降化學等領域做出了重要貢獻，是我國大氣環境科學的開創者之一。

　　科研方向緊跟“國家需要”

　　“國家需要”是王文興口中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匯。

　　“我１９５２年大學畢業，那時候國家百廢待興，穿衣吃飯是大問題。吃飯靠糧食，糧食得要肥料，合成氨最重要；穿衣光靠棉花不行，還得發展合成纖維。這些都要用到工業催化。為此我寫了《工業催化》一書。”王文興說。

　　《工業催化》是我國在這一領域的第一本專著，對烴類氧化工業催化劑的研制具有指導意義。寫這本書的時候，王文興在天津環境保護辦公室擔任副主任，只有用晚上時間、歷經幾年寫成。“唐山大地震的時候，我就在辦公室，墻上掉了很多東西，所幸我沒受傷。”王文興說。

　　王文興在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工作期間，主要是承擔國家重大項目，“這都是國家當時的需要。我１９９５年去歐洲參加世界酸雨大會，親眼看到有的森林成片成片死亡，有的湖泊只能用石灰來中和水的酸性。”王文興表示，我們國家就沒有出現此類現象，與研究人員的研究和國家的及早控制分不開。

　　王文興領導的酸雨研究團隊獲得了我國環境科學領域至今唯一的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

　　“我最近在山東大學做有關霧霾的研究，也是為了國家需要。我的中學是在戰火中度過的，國家管吃管住，教我知識，到大學也是食宿全管。沒有國家，就沒有我自己的一切。所以現在做點事情，理所當然嘛。”

　　王文興說，與國家給他的相比，他回報國家的只是點滴。

　　人格魅力比肩學術貢獻

　　王文興“嚴謹”。山東大學環境研究院王新鋒博士說：“大氣環境監測對數據準確性要求很高，為了保證每個監測站點的數據準確性，不論是城市站點還是野外站點，甚至是高山站點，他都要每個站點去檢查，親自給監測員做培訓。有時候還做一些‘未知樣品’，發給各地站點做檢測，看看他們到底測得準不準。”

　　王文興“清正”。對于院士待遇，山東大學有明文規定，但他拒絕接受，認為目前的條件已經很好；學校設有院士專項科研活動費，他從不輕易動用；對科研經費的管理極嚴，每筆費用清清楚楚。對于一些人的“規勸”，他撂下“狠話”：“我清清白白一輩子，可不能讓我犯錯誤！”

　　王文興“淡泊”。其酸雨研究參評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時，評獎委員會規定獲獎單位第一和個人第一不能同屬一個單位，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可以二選一。作為項目第一負責人，王文興選擇了單位第一。而他個人，只能排名第二。

　　王文興“親和”。山東大學博士朱艷紅告訴記者：“去年有一次我們到長島做實驗，要運送檢測儀器過去，說好了早上７點出發。先生說走之前他要過來檢查設備。沒想到的是，他還給我們每人帶了一份早餐。”

　　王文興“平易”。他外出很少動用學校的院士專車，經常自己打車，認為專車接送要跑兩趟，浪費人力物力，還排放出更多的大氣污染物。前幾年因白內障手術王文興住進了醫院，出院時，不想“麻煩”單位，告訴看望他的學生“等我電話叫你”，學生等了好一陣沒動靜，打電話詢問，先生說“已經快到家了”。

　　“先生的人格魅力，不輸學術貢獻，兩者一樣高大。”王文興多年的助手王新鋒說。（婁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