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就是一個國家的命運。“二孩時代”的到來，一頭連著整個民族繁衍生息的未來，一頭連著每個家庭量入為出的生計，還需要國家釋放更多政策紅利

　　仿佛一夜之間，“放開二孩”攻占了很多人的微信朋友圈。有人憧憬，有人激動，但也有人猶疑，有人無奈，就連人們見面打招呼，也在糾結這個新的哈姆雷特式問題——生，還是不生？

　　從政策制定的角度來看，全面放開二孩有著鮮明的“問題意識”。人口結構性問題日益突出、勞動年齡人口開始減少、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這些變化，給經濟發展和人口安全帶來新的挑戰，從整個國家人口再生產的高度，“放開二孩”有利于應對老齡化沖擊、增加勞動力供給。在輿論場，這一看法有著廣泛共識，但是由此引起的次生話題，卻也存在著偏激的認識、極端的情緒。

　　比如說，有人據此全盤否定計劃生育，并把曾經支持計劃生育的官員和學者拿出來“批判”一番。事實上，“放開二孩”是對之前人口政策作出的創造性延續與改革。制定政策理應保持適應性與靈活性，踏準經濟社會發展的鼓點與節奏，人口政策同樣如此。人口結構深刻變化、老齡少子日益嚴峻，調整人口政策是應有之義，這是一種“適應性改革”。在這個問題上翻舊賬，甚至以今非古，只會加劇社會撕裂、模糊歷史認識。

　　再比如說，有人過度拔高撫養成本，劈頭就問——你生得起嗎？有人“測算”，北京養育孩子的標準，從出生到就業需要花費276萬；有人揶揄，“421陣型變成422陣型，中場球員要累趴下了……80后真苦！”誠然，育兒成本水漲船高，但是類似“花費276萬”的說法，依據卻不見得客觀。討論育兒成本沒有問題，可如果是帶著情緒地夸大成本，就可能扭曲生育預期，讓人對生育產生無謂恐懼。

　　偏激的認識需要矯正，對政府而言，也應該認真對待這背后的民意訴求。在“放開二孩”解決了能不能生的問題之后，還需要解決人們想不想生、敢不敢生的問題。育兒成本的上升、養老壓力的增大、經濟的快速增長，導致人們的生育觀念在悄然改變。多子多福、兒孫滿堂不再是家庭夢想，少生優生、自我實現成為年輕人的主流價值。這都說明，“放開二孩”不是簡單地一放了之，不能指望政策放開能夠自動生效，而應該有更多配套措施，比如，擴充相應的教育資源、降低育兒養老成本，才能取得預期的政策效果。“加大對有特殊困難的計劃生育家庭的幫扶力度，切實解決他們在生活保障、養老照料、大病醫療、精神慰藉方面的困難和問題”，衛計委的表態，也正是為了給予生育更多關懷與激勵。

　　人口的變化，將輻射到社會的各個方面，更深層次的變化已現端倪。進口奶粉應聲漲價，專家預言樓市將緩慢升溫，人力資源開始討論慎重招聘女性，而教育專家作出斷言——學區房地位更加堅挺……“放開二孩”的政策離實施還有一段距離，就已經引起各個領域的預期改變。可以說，“放開二孩”影響的不僅是家庭結構，更是社會結構、思想觀念。女性就業歧視是否會加重？教育資源是否會更加緊張？公共服務需求是否會激增？在“放開二孩”的實施過程中，需要對各方面可能造成的影響有一個系統的評估和應對。

　　“天地之間，莫貴于人”。哲人說，人口就是一個國家的命運。獨生子女一代終將成為歷史的絕唱，無論如何，這個國家將駛入“二孩時代”。一頭連著整個民族繁衍生息的未來，一頭連著每個家庭量入為出的生計，從放開二孩到生育二孩，還需要國家釋放更多政策紅利，為更多人給出篤定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