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之聲《新聞縱橫》報道，在過去的三十多年里，有這樣一撥人，他們來到比自己家鄉更大、更發達的城市，他們和城市一起成長，甚至把這里當做自己的第二故鄉，不少人還在這里組建了自己的家庭。但是，定居、市民化，對他們中的一大部分來說依然遙遠。

　　剛剛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按照加快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通過加快農民工市民化，擴大有效需求，消化庫存，穩定房地產市場。農民工在城市定居、從“過客”到“市民”，還要邁過多遠的距離？

　　陶業賣了在合肥的房子。他覺得，隨著年齡增長，在這里就業很難。他95年進合肥打工，做過銷售、開過出租車，打過小工，在合肥已經買了兩套房子，但覺是不踏實，總感覺還沒有融入這個城市，沒有社保，城里的待遇都沒有，“只是在城里睡個覺。”隨著年齡的增長還是想回到農村。

　　“只是在城里睡個覺”，這樣的無奈梗在大部分農民工的心中。城市的高速發展讓他們鼓起勇氣，離開家鄉，過年過節回家也能跟鄉里鄉親講述城市里的日新月異和自己的跌宕起伏。可是，當重新回到城市里，總覺的自己心里有些空落落的。

　　盡管這些年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加快，但中國城市化程度仍然不高。中央黨校經濟學部主任韓保江直言，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提出的加快農民工市民化，就蘊含著進一步提高城市化率的巨大空間。他說，加快城市化進程中最核心的就是怎么讓現在已經在城市居住的、已經是城市人口，但是由于戶籍制度的限制不能在城里具有購房、保險保障、具有消費能力的一大批農民工，關鍵是如何加快農民工市民化的進程。一個城市居民相當于一個農村居民消費能力的五到六倍，一個多億的農民工在城市落戶，有相應的消費能力，就會激發出巨大的消費需求，為經濟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消費拉動力。

　　雖然不少城市對農民工進城落戶表現出歡迎態度，但限于當前的土地制度，農民工在故鄉的責任田和宅基地無法拿到市場交易，或進行抵押獲取經營性貸款，既無法變現為進城闖蕩的資本，也不足以誘惑他們返回家鄉。牽掛著家鄉，擔憂著未來，這樣迫不得已的“瞻前顧后”成為大多農民工落戶城市的最大糾結。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所長任興洲說，農民工進城之后，承包地、在農村的一些福利，比如說宅基地等怎么辦，也要通過制度將之梳理好，解決好，讓他沒有進城落戶的后顧之憂。另外就是把公租房擴大到非戶籍人口，有一些城市已經這么做了，有的還沒有，也要逐步加以實施。

　　陶業說，自己在城市打拼這么多年，最無奈的是找不到一份可以長期從事的穩定工作，更談不上事業。他回到農村還能享受國家對農民的待遇。自己文化程度不高、沒有技術，基本上在城里從事勞動密集、出體力的工作，年齡大了不會被雇傭，在城里沒有意義。城里消費又那么高，回到農村還能有點地。

　　在安徽淮南做茶葉生意的朱敬梅說，自己從老家剛進城時，也猶豫過、迷茫過，也沒有想過自己會憑借茶葉生意立足。自己做什么，必須要慢慢摸索。

　　長期以來，建筑、采礦、制造業等第二產業吸納了大量的農民工，當一幢樓建完、一年的活干完，除了換個地方重復，有沒有更好的落腳點？增加農民工的收入、幫助他們攢夠落戶城市的資本，也在考驗城市管理者的智慧。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楊燕綏指出：靠農民工找到工作、打工再去買房比上天還難，他們的工作和住房是大問題。最主要的方法是融入，城市居民有什么就給他們什么，那些成本應該從他們的土地產值中去折算，尤其是宅基地，宅基地被占用的時候一定要非常好的補償。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允許農業轉移人口等非戶籍人口在就業地落戶，使他們形成在就業地買房或長期租房的預期和需求。對大多數進城的打工者來說，足以讓他們決定“落戶”的，不止是容身之處，更是追求一份歸屬感。50歲的裝修工人唐文龍，十年前從江蘇蘇北的阜寧縣到無錫打工。他說，住房、醫療、孩子上學等問題不解決，就始終感覺自己是一個外地人。他說，現在成家有小孩了，都需要花錢，房價太高買不起。希望政府在子女上學、勞動保險、勞動保障、收入上面能夠照顧一點。這樣對農民工來說能有一個發展的空間。趁著年輕多干一點事業。

　　從在水泥森林中生存下來，再到追求更好的生活，“歸屬感”化作諸如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更加實際的問題，擺在農民工們的面前。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提出，要更好發揮社會保障的社會穩定器作用，守住民生底線，而“新城市人”們更看重的，是一視同仁。唐文龍關注的孩子上學問題，每到升學季也都在各地引發爭議。在東北師范大學教育學部部長鄔志輝看來，建立對稱的教育信息發布平臺，有助于打工者提前規劃、早做準備。

　　盤古智庫理事長易鵬指出，不斷優化的社會保障機制有助于農民工在城市里享受更加公平的待遇，但是，農民工想要真正在城市中闖出一番天地，也離不開自身的技能提升，易鵬建議，多參加教育培訓，提高自己的工作技能；第二是根據自己的特長選擇適合的城市和產業。第三是政府對農民工就業和技能的培訓還是有很多政策的，參與進去。(記者潘毅 王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