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政黨的興衰存亡，歸根結底取決于它在推動歷史前進中的作用，取決于人民群眾對這種作用的認可程度。”

　　一盤散沙，四分五裂，滿目瘡痍。

　　一窮二白，民生凋敝，百廢待興。

　　那個時候，在中華民族遭受巨大苦難面前，誰能夠找到一條救國救民的“人間正道”，人民就愿意跟誰走，誰就能夠成為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和中華民族的中流砥柱。

　　一個政黨的生命力，體現在走向大地的實踐中。在中國近代史的大舞臺上，無數的政治力量爭相亮相，卻始終難以讓一個古老大國走出苦難。然而，有那么一個新興的無產階級政黨，13個平均年齡28歲的青年以馬克思主義為旗幟，以革命者的精神，在1921年7月“秘密集會”。而這樣一段崢嶸歲月，徹底結束了中華民族近百年的屈辱史，引導了一個東方大國近百年波瀾壯闊的挺進，并因此依靠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勤勞、智慧和力量走向民族獨立、國家富強、偉大復興。

　　在獨立自主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經歷過嚴重曲折。我們知道，人們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過程中，由于主客觀條件的限制，出現失誤曲折是難以避免的。在建設和改革中只有成績、不出問題，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和政黨能夠做到。

　　與此同時，世界局勢也是變幻莫測。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先后“和平演變”，其執政黨——共產黨也隨之拱手讓位。在談到蘇共垮臺的原因時，習近平總書記語重心長地指出，“蘇聯解體前，在所謂‘公開性’、‘民主化’的口號下，蘇共放棄了民主集中制原則，允許黨員公開發表與組織決議不同的意見，實行所謂各級黨組織自治原則，一些蘇共黨員甚至是領導層成員成了否定蘇共歷史、否定社會主義的急先鋒，成了傳播西方意識形態的大喇叭，蘇共黨內從思想混亂演變到組織混亂，最后這樣一個有著90多年歷史、連續執政70多年的大黨老黨就嘩啦啦轟然倒塌了。”

　　近年來，尤其是近兩年來，一些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意見領袖”結成群體化，用明顯帶有西方政治色彩的法治、民主、自由等政治概念作為掩護，以所謂的“中共合法性”、“黨大還是法大”、“被共產主義欺騙幾十年”、“黨民對立”等為主要論調，來反對黨的領導，試圖否定黨的地位，妄圖動搖黨的執政根基。這種常見現象和具體行為，在很大程度上對人們的思想造成了惡劣的影響，特別是在青年人的思想上引起了較大的混亂。

　　“一九四九年，以毛澤東主席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在經歷了長期的艱難曲折的武裝斗爭和其他形式的斗爭以后，終于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中國人民掌握了國家的權力，成為國家的主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戰勝許多艱難險阻而取得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憲法》里這樣寫到。《憲法》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強調，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把黨的領導貫徹到依法治國全過程和各方面，是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一條基本經驗。我國《憲法》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堅持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要求。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法治是一致的，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必須依靠社會主義法治。依法執政，既要求黨依據憲法法律治國理政，也要求黨依據黨內法規管黨治黨。“沒有黨的領導，當代中國的一切發展進步就會失去政治根基和制度基礎。”

　　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如今，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新時期，某些人及部分群體中存在著這樣一種傾向和幻想：欲借“法治”削弱黨的領導地位。在我國，黨的領導始終貫徹于治國理政各方面，任何企圖借“改革”把黨的領導地位改掉、借“法治”削弱黨的領導地位的想法說法，都是有巨大陰謀的，也都是癡心妄想的。祖國的命運和黨的命運、社會主義的命運密不可分，黨、國家、民族是一個命運共同體。

　　“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了才知道。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合不合適，只有這個國家的人民才最有發言權”。歷史和現實雄辯地證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執政地位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這是從中國近現代發展歷程鐵的事實中得出的必然結論。無論國內國外，任何妄圖改變黨的地位的行為都是徒勞的，也都是錯誤的，必須予以旗幟鮮明、理直氣壯地駁斥與斗爭。(王鳳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