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省銅仁市位于武陵集中連片特困地區，高山連綿，溝壑縱橫，是最貧困的地區之一。2011年底至2012年初，國務院先后下發《武陵山片區區域發展與扶貧攻堅規劃(2011-2020年)》《關于進一步促進貴州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若干意見》，投入大量資金，將銅仁作為扶貧攻堅主戰場、決戰區。

　　然而，銅仁市通過信訪舉報、項目審計、民生監督發現，一些基層扶貧干部把國家的扶貧政策看成是“發家致富”的大好機會，肆意套取、侵吞扶貧資金，影響惡劣。

　　針對這些問題，銅仁市紀委果斷亮劍，先后查處江口縣、沿河縣、松桃縣等扶貧領域腐敗窩案串案，涉案金額730多萬元，涉案人員30多人，其中縣處級干部2人，目前，已移送司法機關17人，在當地引起強烈反響。

　　問題特點： 貪墨無所不用其極，出現“全鏈條腐敗”

　　窩案串案多。往往查到一個牽出一窩，絕大部分扶貧案件為窩案串案。沿河縣窩案串案，從分管副縣長到縣扶貧辦再到鄉鎮扶貧辦8人涉案，縣扶貧辦班子成員“全軍覆沒”；江口縣窩案串案，從分管副縣長到縣扶貧辦7人涉案，包括扶貧辦紀檢組長在內的扶貧辦班子成員全部被處理，其中3人被判刑；松桃縣窩案串案更是牽涉扶貧系統、財政系統、林業系統等多個系統，10人涉案，5人被判刑。這些案例中，個人違紀金額超100萬元的1人，50萬元至100萬元的3人，10萬元至50萬元的10人。

　　違紀環節多。扶貧項目申報、考察、招標、實施、驗收、報賬、審計等各個領域均有不同程度涉案，出現“全鏈條腐敗”。在項目申報上，江口縣原縣委常委、副縣長楊勝美等3人通過更改公司名稱、拉人入伙、借用省外公司場地和技術等方式，套取省扶貧辦400萬元核桃育苗無息借款。在項目考察上，松桃縣參與考察楠竹供應商苗圃基地的相關人員，均不同程度地接受吃請和紅包。在項目招投標上，沿河縣扶貧辦原副主任楊再暢收受老板2萬元好處費，再通過“運作”讓其順利中標項目。在項目實施上，楊勝美等人成立公司，采取從外地公司購買苗木的形式賺取并私分苗木款差價。在項目驗收上，松桃縣扶貧辦原副主任龍昌培收受10萬元好處費，只抽驗二年生苗，使老板謝某用一年生楠竹苗冒充驗收過關。在項目報賬上，德江縣扶貧辦原副主任劉正君為核桃苗供應商葉某報賬提供幫助，收受感謝費20萬元。項目審計上，松桃縣扶貧辦居然集體開會研究，拿出2萬元辦公經費賄賂主審。

　　違紀手段多。一是撥付、分配扶貧款時，利用職務便利吃拿卡要。如沿河縣譙家鎮扶貧辦原主任陶某以核桃苗成活率不高為由，截留農戶劉某管護費3000元，以借為名索要農戶謝某好處費5000元。二是采取虛開發票、加大工程量、報假賬等方式，侵吞套取扶貧資金。如德江縣扶貧辦原主任朱黔中安排人通過虛開化肥款等方式套取7.6萬元核桃項目款，給38名干部職工發加班費。又如印江縣中壩鄉原鄉長陳鵬等人采取虛報苗木數量和提取辦公經費等方式侵吞扶貧資金10.835萬元。三是以權謀私，非法獲取扶貧利益。如楊勝美等人為賺取核桃苗木差價，合謀成立銅仁市博遠林業開發有限公司，以2.8、2.9元每株價格從四川省簡陽市海天農牧科技開發有限公司購買核桃苗49萬余株，以5.95元每株售給江口縣扶貧辦騙取資金154.1萬元。四是利用職務之便，為商人提供關照和幫助，以禮金、紅包等形式收受好處。如沿河縣扶貧辦班子成員為供苗商提供關照和幫助，均通過禮金、紅包等形式收受好處，結果“全軍覆沒”。

　　原因分析： 問題集中暴露，監督還需再加力

　　扶貧項目具有無償性質，部分項目負責、實施和受益人員心態上出問題。一是少數貧困群眾存在“白得”心態。少數貧困群眾視扶貧資金為“天上掉下來的餡餅”，滿足于“拿到就行”，哪怕支付相當比例“費用”也在所不惜。沿河縣譙家鎮農戶劉某某、譙某某、任某某在領取核桃苗打坑費、管護費時，主動從領取費用中拿出200元、500元、500元給扶貧辦原主任陶某。二是項目老板存在“沒有損失”心態。為了和扶貧部門建立良好關系，項目承包商認為只要自身利益不受損失，對扶貧部門的要求“來者不拒”。如苗木供應商田某在簽訂供苗合同時答應印江縣中壩鄉扶貧站虛報3萬株的要求，項目款到手后主動將套取的6萬元交給該站。三是扶貧人員存在“施舍”心態。一些扶貧人員把自己看作貧困群眾的“救世主”、項目承包商的“財神”，肆意妄為。

　　工作機制不健全，權力尋租空間大。一是扶貧工作管理體制不健全。扶貧辦在政府部門中排名靠后，但錢多權力大，基本都由分管領導和扶貧辦負責人說了算，行使權力具有很大的主觀性和隨意性。如沿河縣原縣委常委、副縣長黃勇利用分管扶貧工作便利，將絕大部分項目安排給親戚或熟人，沒有受到什么制約。二是扶貧工作運行機制不健全。由于扶貧項目確定、驗收以及款項發放，全程由扶貧辦包辦，導致扶貧部門具有很大的操作空間。銅仁市查處的扶貧案件普遍存在主管部門與項目實施企業合謀套取扶貧資金的問題。三是扶貧資金管理機制不健全。由于扶貧資金主管部門只注重原始單據合規性、合法性，忽視扶貧項目管理過程參與和工作真實性審核，導致扶貧資金管理和撥付混亂。如江口縣博遠公司使用外地公司苗木發票等報賬未成功時，居然采取借款方式變相支出了苗木款。

　　監督措施乏力，致使權力運行失去有效制約。一是上級監督缺位。扶貧項目實行縣級審批、市級審核、省級備案，上級扶貧部門只對下級扶貧部門進行業務指導，無法進行有效監督。雖然同級政府具有監督職能，但大多數政府分管領導重業務輕黨建，主體責任落實不到位。如黃勇在任期間，不僅不主動指導和監管，還帶頭搞腐敗，導致出現系統性腐敗。二是內部監督乏力。盡管扶貧辦也有紀檢組，但紀檢組人員工資福利都在扶貧辦，監督形同虛設。如江口縣扶貧辦主要負責人帶頭搞腐敗，紀檢組長張某監督嚴重缺位，后被給予黨內警告處分并調離紀檢監察機關。三是外部無從監督。扶貧資金劃撥大多沒有納入公共財政預算，實行層層下撥，高度封閉運行，公眾缺乏信息無從監督。如德江縣扶貧辦套取7.6萬元核桃經費，并不是從扶貧資金里直接扣除，而是通過經銷商以供應肥料的名義走假賬。

　　教育缺失，部分扶貧干部廉潔意識淡薄。一是扶貧部門把大量精力投在扶貧攻堅上，對干部疏于教育管理，部分扶貧干部突破黨紀底線，導致“扶貧工作搞上去，一批干部倒下來”。如沿河縣扶貧工作成效有目共睹，但該縣扶貧辦基本沒有開展過黨紀教育，導致包括班子成員在內的大批干部理想信念動搖，把金錢、權力作為第一目標。二是扶貧干部及其家屬廉潔意識淡薄，“廉內助”成了“斂內助”。如沿河縣扶貧辦主任胡春福8次收受賄賂，其中3次妻子在場，5次是妻子收受；副主任楊勝強先后13次收受的賄賂全部由妻子保管使用，在外連吃早餐的零花錢都沒有。(秦錦 蘇暢才)

　　執紀者說

　　強化扶貧系統管理和監督。要嚴格落實主體責任，加強扶貧系統黨的領導，對扶貧干部跟蹤管理，及時提醒糾偏。要充分發揮財政、審計、紀檢監察等監督機關的職能作用，強化對扶貧資金項目的監督，從嚴從快查處違紀問題，形成震懾，不讓紀律成為“稻草人”。要讓人民群眾參與扶貧工作過程，在實施過程中強化公開，確保公平，讓老百姓真實感受決策者的為民務實態度和公平公正決心。

　　強化扶貧領域制度體系建設。要建立科學有效、操作規范的扶貧工作運行機制，確保扶貧工作健康有序推進。要建立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扶貧工作管理機制，強化扶貧工作決策者的“制度管理”意識，使扶貧干部依法依規管理使用扶貧項目和資金。要健全信息公開機制，真正做到公開透明，讓扶貧資金在陽光下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