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子無忌
(本文刊發于《中國經濟周刊》2016年第19期)
5月9日，《人民日報》頭版的1/3和二版整版再次被“權威人士”占領，算下來總共1萬多字。
從去年5月到今年5月，整整一年的時間，“權威人士”共以此種方式在《人民日報》上出現過三次：2015年5月25日、2016年1月4日和5月9日。
三次背景
權威人士每次出現都有背景。
第一次的2015年5月25日發表前不到一個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分析了經濟形勢；今年1月4日前不到一個月，中央經濟工作會召開；這次發表前10天，同樣是中央政治局分析經濟形勢的會議。
再具體一點看文章內容可知，第一次權威人士登上《人民日報》頭版，回應的首先是“經濟增速回落”的問題；第二次，恰逢年初股市動蕩、國際市場波詭云譎之際，同時也有“供給側改革”成為最高層經濟話語的背景；第三次，則以回應第一季度經濟數據開題。
說得直白一點就是，在黨中央機關報上出現的“權威人士”對經濟形勢的論斷，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視作最高層對經濟的判斷。
但不同尋常處就在這里——按說，中央對某一事項的定調，出現一次就已足夠。一年之內出現三次，足見重視程度；但反過來也證明，某些論斷并未得到足夠的回應，還需要進一步申明。那么，這種申明是說給誰聽？
兩種聽眾
在俠客島看來，權威人士對經濟形勢的論斷每次出現，都是說給兩個群體聽。
第一，講給市場聽。告訴市場，高層對經濟形勢怎么看，下一步怎么干，未來走向如何，幫助他們分析經濟和市場走勢。在信心比黃金金貴的今天，這一點尤其重要——看看每次具體政策出臺之后的股市走向、資本動態就可知。
第二，講給各級具體操盤手，也就是各級黨政干部聽。中央的精神是什么，該怎么干，有什么問題需要解決。
從這兩點入手，這篇長文就容易拎出干貨，也容易理清思路。
給市場之一：定力
講給市場聽的話，洋洋灑灑很多，歸結起來就一句——我們不慌，你們也別慌。要跟我們一樣，有定力，有信心。
“不慌”，首先體現在對局勢的判斷上。繼上一次對中國經濟走勢是L型還是V型的判斷沒有明確之后，這一次非常明確：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并且這個L的階段不是一兩年能過去的。
U也好，V也好，都有觸底反彈在里面，且反彈后到達的點位可能跟下跌前近似。但L型不同，首先要經歷一個探底的過程，然后長期在低位發展。這和新常態的判斷不謀而合：中國經濟的增速調低擋位已經是中長期走勢。
雖然如此，但文中的淡定情緒還是很明顯，也就是戰略的定力：“對一些經濟指標回升，不要喜形于色；對一些經濟指標下行，也別驚慌失措”，“即使不刺激，速度也跌不到哪里去”。
以往高增長，目的在于保就業。但在勞動力絕對數量連年降低、新增畢業生數量也下降的情況下，就業的壓力已經有所緩解。比如2014、2015年，即使增速下降，就業的預期目標依然超額完成，因此中央有足夠的底氣——再直白些說，只要就業穩定，社會就是穩定的，政策就有回調余地。中國這么大，潛力和韌性依然可期。
這種淡定也體現在，即使一些企業和地方出現了“分化”——有的企穩回升，有的經濟依然困難，但也“不是什么壞事”：“無論是地區、行業還是企業，總有一部分在‘二八定律’的分化中得到‘八’的好處，脫穎而出，前景光明。還有一部分，嘗到苦頭，但也汲取了教訓，知道下一步該怎么辦了”。
給市場之二：穩政策
給市場的信心，同樣出現在“穩政策”的表述中，也就是這次新出現的“預期管理”話題。預期，說到底是市場的預期、民眾的預期。
要穩定預期，首先是穩定政策，宏觀政策不能搖擺。比如，在強調供給側改革的今天，如果還是走需求刺激的老路，“市場就會擔心遲疑、無所適從”，判斷就會發生更改；同時，政策出臺要有溝通、要有前瞻性引導，“避免一驚一乍、不搞‘半夜雞叫’”。
權威人士此次給市場吃的另一顆定心丸，是給企業家的：“讓企業家既有‘恒產’又有‘恒心’”、“不要盲目翻舊賬、使創業者有安全感”。這里面的話，稍微一品便知味道。
給官員之一：要改變
中國過去的經濟發展，官員群體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相對于西方多黨制政體中“沒有幾個政治家敢于真正付諸行動”的痼疾，中國的優勢就在于政策的連貫性。但同樣，在新的經濟形勢下，這一群體也需要改變。
首先要改變的，是過去的一些思路和做法。這些做法可能在以往有效，但現在不再有效；或者短期也許有效，但長期不符合方向——這也就是新常態給官員群體提出的更高要求。
第一種要求，就是避免“短期化”、避免“不適度”。
短期化的典型例子之一，是樓市。這次權威人士非常有信息量的表態之一，是要讓股市、匯市、樓市“回歸到各自的功能定位”“不能簡單作為保增長的手段”。
眾所周知，一季度經濟反彈，之所以不能簡單用“開門紅”“小陽春”等概念來形容，原因之一就是房地產在此中起的所用。而樓市的功能定位是什么？房子就是讓人住的。因此，“要通過人的城鎮化‘去庫存’，而不應通過加杠桿‘去庫存’”——這句話已經很明白了，通過一些手段降利率、加貸款等加杠桿的方式去庫存是不可取的，根本性的是讓更多的人進城、有房住、有配套，這才是去庫存的根本要義，而不是讓更多的人盲目去做接盤俠。
“不適度”的另一個典型，是短期的刺激性加杠桿政策——所謂“短期興奮之后經濟越來越糟”，先行政策讓后期買單就是如此。所以權威人士也說，“要徹底拋棄試圖通過寬松貨幣加碼來加快經濟增長、做大分母降杠桿的幻想”。
強刺激、高杠桿，可能短期內數據會很好看。但是從長期看，恰恰是掩蓋和拖延了風險。權威人士說給官員聽的第一點，就在于此。
給官員之二：針對性
OK，不搞短期刺激，不文過飾非、報喜不報憂，那么該怎么做？
說給官員聽的第二點在于：政策要真正具有針對性。
比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重要一項是市場出清、清理僵尸企業。那么，怎么做？畢竟，這些企業雖然效率低下，但短期內清除這些，可能影響地方的GDP和財政收入，也可能帶來就業和穩定的問題。怎么辦？
“針對性”體現在一句話：不能動輒“債轉股”、不要搞“拉郎配”式重組。如果把所有的企業都一刀切式地債轉股，反而給銀行帶來巨大壓力、影響真正的效率提升，實際是把包袱甩給了未來。這次權威人士也看到，上一輪國企改革10多年后，國企人浮于事的現象依然嚴重，職工“下不來”“裁不掉”，企業辦社會、政企不分、企社不分的問題依然突出。
換句話說，這一輪經濟形勢下，官員可能面臨的是真正的考驗。
這種考驗體現在：一、首先要適應新型的政商關系，要“親”但更要“清”，效率和廉潔必須并重，吸取過去改革草莽時代的教訓；二、在管理內容上，增長、穩定、去杠桿和產能等問題需要通盤考慮，必須仔細、專業而又審慎地面對多種問題；三、在管理方式上，一刀切、行政化的方式可能都需要改變，必須同時妥善應對上級的壓力、市場的預期、民生的訴求、地方和部門的實際。
這很難，但容易的事情大家都會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