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污染治理，如何找差距補短板

在吉林省梨樹縣，農民駕駛免耕播種機在黑土地上播種玉米。 新華社發

　　【生態觀察】

　　在畜禽禁養區經營生豬養殖場，未按規定處理、偷排糞污，重金屬超標……2020年6月15日，重慶市巴南區村民張某因排放含有重金屬污染物污染環境案，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據悉，從2004年起，張某就在畜禽禁養區經營生豬養殖場，且不按相關規定，長期將未經處理、含有重金屬的禽畜糞污通過無任何防滲漏措施的滲坑偷排至外面，嚴重威脅著周邊的土壤生態環境安全。“對污染土壤行為依法實施嚴懲重罰，提高違法成本，才能形成有效震懾。”重慶市公安局環境安全保衛總隊污染環境案件查處支隊支隊長梅黎強調。

　　重慶巴南區養殖場偷排偷放受罰的案例并非個案。作為人類社會賴以生存的基礎、食品安全的重要防線，土壤環境的安全與否，直接關系到我們的“米袋子”“菜籃子”和“水缸子”。如今，隨著生活水平穩步提高、消費需求升級，人民群眾對良好生態環境的期待越來越高，對土壤安全問題也越發關注。

　　避免“在更隱蔽的地方出現新問題”

　　“這塊廢渣填埋場經過批準了嗎？”

　　“一定整改！”

　　因防滲措施不完善，部分赤泥(工業廢渣)超過防滲膜覆蓋范圍，且現場管理粗放、防塵措施不到位，重慶一家氧化鋁公司被中央生態環保督察組查處整治。上述對話就發生在土壤污染防治執法的“回頭看”現場。

　　2020年8月至9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執法檢查組分赴江蘇、重慶等6省份，對土壤污染防治法實施情況進行檢查。生態環境部西南督察局辦公室主任王劍建議檢查組去看看整治后的情況。

　　“法律寫得清清楚楚，建設和運行污水集中處理設施、固體廢物處置設施，應當依照法律法規和相關標準的要求，采取措施防止土壤污染。企業的做法明顯違反了法律規定。”檢查組指出。

　　“這是典型的‘老問題整改好了，在更隱蔽的地方又出現了新問題’。”王劍說。

　　近年來，土壤污染問題得到社會廣泛關注，國家有關部門先后出臺多部法律法規防治土壤污染。2020年10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執法檢查組提交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執法檢查報告顯示，2019年6月，我國完成全國農用地土壤污染狀況詳查，基本查明了農用地土壤污染的面積、分布及其對農產品質量的影響，并在耕地土壤環境質量類別劃分、農用地安全利用等工作中應用。

　　2016年國務院印發的《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簡稱“土十條”)提出，到2020年，全國土壤污染加重趨勢得到初步遏制，土壤環境質量總體保持穩定，農用地和建設用地土壤環境安全得到基本保障，土壤環境風險得到基本管控。為此，農業農村部、生態環境部、自然資源部等聯合行動，協同推進我國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與此同時，各地結合實際創新政策，形成一批土壤污染防治的生動案例。例如，浙江麗水開發區制定并實施土壤環境“紅、黃、綠牌”警示管理制度，對轄區內的土壤環境重點監管單位實施分級動態管理，同時接受社會各界監督；廣西柳州探索出土壤污染治理的“柳州模式”，從源頭防控土壤污染風險，對污染地塊實行聯動監管，完成市級土壤污染綜合防治專家庫、樣品庫建設……隨著各地土壤污染防治能力的提升，我國土地健康保障也變得更加有力。

　　對此，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副總工程師王夏暉表示，我國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起步晚、基礎弱，法律實施僅有兩年多時間，當前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日益加快，“土壤污染防治相關主管部門和專家學者需要在系統總結以往工作進展和成效的基礎上，找出差距和短板，充分研判形勢，明確未來一段時期的重點任務和努力方向。”

　　借鑒國內外經驗進行科學有效治理

　　土壤環境污染治理是世界性難題。“西方工業化國家遇到土壤污染問題比我國早，治理也比較早，在土壤污染治理修復方面建立了相對完善的法律法規和治理技術體系。我國應緊密結合自身實際，充分借鑒國際經驗。”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土壤與固廢環境研究所副所長谷慶寶指出。

　　關于我國農用地土壤環境狀況，生態環境部土壤生態環境司司長蘇克敬在2019年該部舉行的例行新聞發布會上表示，相關調查結果表明，我國農用地土壤環境狀況總體穩定，部分區域土壤污染風險突出，超篩選值農用地安全利用和嚴格管控的任務依然較重。

　　谷慶寶將美國污染土壤防治的歷程大體分為三個階段：20世紀70年代前，社會環保意識不強，對土壤污染基本沒有什么防治措施；20世紀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開始發現土壤污染對人體健康有影響，但對土壤中的污染物反映過激，監管部門不得不強迫污染者快速對污染土壤進行治理——許多地塊的治理都采用挖、埋、燒等高耗能技術，往往導致土壤污染的過度治理；20世紀90年代后，公眾和監管部門對污染土壤的治理在認識和理解上不斷深化，根據土壤的功能和用途來制定修復目標，綠色可持續地對污染土壤進行治理。

　　“近年來，綠色可持續的修復理念在美國得到越來越多的認可，主要從整個土壤修復過程進行考量，考慮修復環節中社會、環境、經濟的代價，篩查最佳的修復技術，實現土壤污染的治理目標。”谷慶寶認為，這對我國未來土壤污染防治具有一定啟示。

　　記者了解到，耕地污染修復完成后，仍需滿足作物生長需要，而大部分建設用地的地塊修復技術并不適用于農田土壤修復。對此，王夏暉建議，應注重土壤資源的分類分區管理和安全利用，借鑒“河長制”“湖長制”經驗，探索建立“田長制”，由各級黨政領導牽頭，負責行政區域內農用地土壤污染防治。“對已實現安全利用的受污染耕地，從農產品臨田檢測、超標糧食處置機制、農產品安全追溯體系等方面加強管理，確保安全利用效果穩定可持續。”

　　為科學推進耕地安全利用、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近年來，生態環境部已開展近100個農用地土壤污染治理與修復技術應用試點，探索出低累積品種篩選、石灰調節、水分調控等農藝調控技術，以及施用鈍化劑等土壤改良技術，可以大大降低農產品重金屬超標風險。目前，該部正在加快開展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試點技術模式的提煉和典型經驗總結工作。

　　王夏暉認為，監管能力是土壤環境管理體系中最薄弱的環節。 “建議定期開展土壤環境執法專項培訓，加快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手段在土壤環境監管領域的全面應用。與此同時，充分發揮土壤污染防治目標責任制和考核評價機制作用，進一步壓實屬地政府責任，推動土壤環境監管、監測、執法能力建設，提高專業化水平和軟硬件條件，建立監管人員培訓和土壤污染防治宣傳體系。”

　　開辟土壤污染防治行業的藍海空間

　　近年來，隨著土壤安全問題受到重視，土壤污染治理修復的市場也逐步打開。

　　從國內外實踐來看，土壤污染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且修復的資金投入巨大，動輒需要上千萬乃至上億元，因此，問題的解決不可能一蹴而就。采訪中，業界專家紛紛表示，土壤污染修復周期長、成本高、見效慢，總體上還是要堅持風險管控的思路，以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和人居環境健康為出發點，因地制宜、采取多種措施確保安全利用，不宜盲目實施大治理和大修復。

　　目前，國家資金主要用于啟動歷史遺留土壤的治理和修復工作，而且預期的資金投入遠大于國家的啟動資金。為此，業界專家建議，盡快建立國家和地方土壤修復基金制度，或者通過加大投入和整合培育龍頭企業，促使土壤修復由技術引導型轉向資本運作型，以保障該行業領域可持續發展。

　　2016年，中央財政整合原重金屬污染防治專項，設立了土壤污染防治專項資金，累計下達285億元用于支持土壤污染源頭防控、風險管控、修復、監管能力提升，同時推動建立省級土壤污染防治基金，撬動社會資本進入該領域，多渠道支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

　　值得關注的是，土壤修復領域已經開始吸引社會資本積極介入。根據行業機構測算，目前我國土壤污染防治修復產業在環保產業總產值中占比不足1%，然而在歐美日等發達國家，這一比重高達30%——這也意味著，未來一段時期內，我國的土壤修復市場完全有可供深挖的潛力。

　　如今，土壤污染修復行業從以傳統的污染治理工程承包為主，向環境管家、棕地開發和PPP等多元模式發展，環境大建設格局正在形成。業內人士指出，按照“土十條”制定的線路，我國土壤污染的惡化形勢將在2020年得到有效控制，隨后進入良性發展階段。可以預見，在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推進的過程中，土壤修復市場的大門也將向社會資本持續敞開，有望開辟出行業發展更為可觀的藍海空間。

　　(本報記者 張亞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