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北約峰會將于7月9日至11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6月24日在巴黎與法國總統馬克龍舉行會談后，概述了北約在即將舉行的北約峰會上的優先事項——向烏克蘭提供更多支持。

“我預計，當我們在北約峰會上會面時，北約成員國將同意由北約牽頭協調對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和培訓。我還提出了對烏克蘭的長期財政支持。”

△北約官網新聞截圖

與此同時，烏克蘭也繼續為尋求北約軍事支持而四處奔走。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27日在布魯塞爾會見了斯托爾滕貝格。

烏克蘭總統辦公室當天證實，烏克蘭“期待北約加強其在協調安全援助、培訓烏克蘭軍事人員以及北約成員國對烏長期財政承諾方面的作用”。

△烏克蘭總統官網新聞截圖

北約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團結”？

俄烏沖突爆發以來，北約軍費開支大幅上漲。

斯托爾滕貝格本月中旬訪美時對美國總統拜登表示，北約32個成員國中有23國今年軍費開支將“達標”，即達到或超過本國國內生產總值的2%。這一預估數字是俄烏沖突爆發前的2021年的近四倍，當時只有6個北約國家達標。

斯托爾滕貝格還表示，今年，除美國之外的北約成員國軍費開支總額將比去年增長近18%，達到幾十年來的最大增幅。

△《政治報》歐洲版網站報道截圖

在北京外國語大學區域與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看來，北約尋求增加軍費開支的做法會導致歐洲安全格局進一步“失衡”。

“現在對于北約，美國還有一個更高的目標，以前是把2%的占比作為上限，現在則希望把2%作為下限。無論是北約的再度擴張，還是軍費開支的膨脹，顯然都在歐洲造成了新的不穩定、不確定，反過來，俄羅斯也會繼續加強軍備。這會給歐洲安全形勢造成沖突和對抗螺旋式上升的趨勢。”

對于北約盟友軍費開支大漲，美國總統拜登深感滿意，聲稱在斯托爾滕貝格任期內，北約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大、更強、更團結”。

但事實上，北約內部近些年來分歧不斷。在援助烏克蘭問題上，北約內部一直有不同的聲音。

匈牙利政府始終反對軍事援助烏克蘭；

斯洛伐克對軍援烏克蘭不積極；

法德兩國相互指責對方援助烏克蘭力度不夠；

意大利、西班牙等國至今軍費開支未能達標令東歐國家不滿；

保加利亞總統拉德夫本月27日表示拒絕率領保加利亞代表團參加北約峰會，原因是，他不同意看守內閣對北約峰會的框架立場中有關保加利亞要對俄烏沖突做出承諾的一些規定。

△“歐洲動態網”報道截圖

與此同時，援烏兩年多的北約國家已逐漸顯出疲態，民意支持率也出現下滑。這些國家普遍在財政上捉襟見肘，軍工能力不足導致屢屢無法兌現軍援承諾。

向盟友販賣“安全焦慮”的美國漁翁得利

隨著軍費開支不斷上升，北約盟友與美國之間也漸生嫌隙。

北約軍費大幅增長，一大推手就是美國不斷向盟友販賣“安全焦慮”，本國軍工企業趁機漁利。

△美國《華盛頓郵報》報道：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6月17日在華盛頓對美國總統拜登表示，歐洲國家大部分新增軍費開支將用于從美國購買更多軍事裝備。

北京外國語大學區域與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認為，美國想從安全和防務上控制歐洲。

“北約要求增加軍費的主要理由是所謂的烏克蘭危機以及所謂的歐洲安全威脅。這背后是北約和俄羅斯長期且深刻的矛盾，美國想通過刺激歐洲國家‘重新武裝’達到自己在安全和防務上控制歐洲的目的。”

的確，除了攫取經濟利益，美國還通過“恐懼營銷”讓盟友對其產生“安全依賴”，從而在安全戰略上操控盟友，維護其在西方世界中的霸主地位。

北約東擴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在美國的主導下，北約以俄羅斯為“假想敵”不斷東擴，導致烏克蘭危機升級，歐洲大陸重燃戰火，美國趁機“澆油拱火”，向北約盟友兜售武器，讓歐洲成了火藥桶，站在危險邊緣。

就像瑞典跨國和平與未來研究基金會創始人揚·奧貝里所說，“北約的基本作用是確保美帝國主義在世界范圍內的影響力并將其盟友控制為附庸”。

△奧貝里

當地時間6月26日，荷蘭首相馬克·呂特被任命為新一任北約秘書長，他將于今年10月接替斯托爾滕貝格。

然而新秘書長顯然也不太可能給北約帶來太大改變。呂特當選的一個原因就是他是烏克蘭軍援的支持者，與北約戰略重點一致。他上任后的首要任務就是繼續援助烏克蘭。

△路透社報道截圖

北約國防部長會議本月14日批準了一項計劃，由北約協調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和訓練，接替目前負責上述工作的“烏克蘭防務問題國際聯絡小組”。這一計劃將在7月北約峰會上正式啟動，因此呂特在協調軍援烏克蘭方面的任務將更加繁重。

△美聯社報道截圖

成立于1949年的北約是冷戰產物，在美國主導下，北約不斷尋求擴張地理邊界和活動范圍，一再挑起戰爭沖突，所到之處硝煙四起。

德國聯邦議院外事委員會委員馬蒂亞斯·穆斯多夫警告說，歐洲各國不應該繼續犧牲自己的利益，為美國挑起的事端買單。

“美國想要達到的目的是歐盟與俄羅斯長期無法進行對話，從而陷入一種‘戰爭經濟困境’。美國是很多國際問題的始作俑者，但承擔后果和影響的往往是歐洲。所以歐洲眼下必須得好好想想，未來五十年甚至一百年，歐洲該如何自我定位，實現獨立自主。”

△馬蒂亞斯·穆斯多夫（資料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