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榴云/新疆日報記者 銀璐

“在這座景教寺院遺址里，我們發現了色彩明麗的景教壁畫殘塊、保存完整的玉雕十字架、敘利亞語書寫的景教文獻及漢文的佛經和道經等多種語言文字的紙質文書。它的豐富程度，超乎預料。”近日，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教授劉文鎖在吐魯番西旁景教寺院遺址上，向前來參加“景教研究新進展”吐魯番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中外學者們，介紹三年多來的考古發現和收獲。

景教，也被稱為早期進入中國的基督教，它具體傳入新疆的時間并沒有明確記載。但從吐魯番發現的景教文獻可以看出，至少在公元6世紀至7世紀，景教就已經在新疆地區出現。雖然在新疆發現的景教遺址數量遠不及佛教遺址多，但考古人員從景教遺址中發現的文物類別之多、價值之重，都是國內外少見的。它們見證了歷史上東西方文明在新疆的交匯，見證了一教或兩教為主、多教并存是新疆宗教格局的歷史特點，交融共存是新疆宗教關系的主流，也充分顯示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兼收并蓄的特征。

西旁景教寺院遺址出土的漢文、敘利亞語雙種文字書冊殘頁。石榴云/新疆日報記者 銀璐攝

景教隨絲綢之路行商活動傳播

早期進入中國的基督教傳入中原地區后，被官方稱為景教，“景”意為“光明”。在陜西省周至縣發現、現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館的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上記錄了景教傳入長安等地的過程：貞觀九年（公元635年），大秦景教傳教士阿羅本抵達長安，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齡出城迎接，并批準在長安義寧坊建景教寺院。此后因受朝廷重視，景教寺院相繼在各地建起，據史料記載，一度形成了“法流十道”“寺滿百城”的景象，景教寺院也被稱作大秦寺。

新疆目前已經發現的景教遺址，除了吐魯番的西旁景教寺院遺址、高昌故城東郊景教寺院遺址，還有位于奇臺的唐朝墩古城遺址內的景教寺院遺址。此外，自20世紀初開始，還相繼在新疆各地發現了一些景教文物，如和田收集到的青銅十字架形態器物、霍城阿力麻里故城遺址發現的一批元代景教石刻、北庭故城出土的青銅十字架等。

“除了吐魯番，新疆其他地方的景教遺存較為零散，但可以看出在逐漸消亡之前，天山南北都有它的印跡。景教順著古絲綢之路的交通要道傳播，在一些人口聚集、商貿繁盛的城市中建立寺院和傳教場所。”劉文鎖說，景教的傳播和絲路的商貿活動有密切的關系。

曾經在絲綢之路上極活躍的商旅隊伍——粟特商人，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可能是在波斯一帶經商時信奉了景教，并在行商過程中將景教帶入了新疆。根據歷史記載和考古發現，在今天的和田、若羌、焉耆、吐魯番等地都發現了粟特人曾經生活的蹤跡，他們曾在絲路沿線一些重要地點聚居。公元9世紀至14世紀，因為被回鶻等民族所信奉，景教在新疆地區獲得較大發展。

“景教在新疆傳播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與本地已有宗教和諧并存、交流互動。”劉文鎖說，根據對西旁景教寺院遺址出土的粟特語等景教文書的研究，當時的景教信奉者和摩尼教信奉者會在思想觀點有不同時，展開正常討論。

在西旁景教寺院遺址里，考古人員發現了一件可能是布封面的書冊，里面有漢文《佛說佛名經》和敘利亞語景教儀禮文獻。另外，還發現了同一紙張上分別書寫漢文佛經、道經及景教文獻的情況，而這座景教遺址的旁邊也分布著佛寺遺址。

在奇臺的唐朝墩古城遺址里，也有這種多宗教、多語種共存的現象——既有佛教寺院，也有景教寺院，墻面上既有漢文題記，也有回鶻語、敘利亞語題記。

作為古絲綢之路上一個多元文化匯集的地點，高昌故城曾有“佛寺林立、僧侶聚集”的景象，佛教一度是這里的主流宗教，但在城郊則分布著一座同時期的景教寺院，內城還有兩座摩尼教寺院，由此可見當時新疆地區宗教格局的開放和包容。

西旁景教寺院遺址出土回鶻語文書殘頁。石榴云/新疆日報記者 銀璐攝

亞里士多德的著作和民間治病的醫方

目前在新疆已發現的景教文書、石刻，主要由敘利亞語、粟特語、回鶻語、漢語書寫，也有一些用中古波斯語、新波斯語寫。

對吐魯番出土景教文書的釋讀，讓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林麗娟一次次感受到破解古老文字的艱難和趣味。

“在西旁景教寺院遺址出土的文書中數量最多的是儀禮文書。敘利亞語是景教從事宗教活動時的主要語言，但在景教傳播過程中，絲路經商的粟特人、生活在新疆的回鶻人及其他民族，也會把敘利亞語文本和術語翻譯成自己使用的語言文字來記錄。”林麗娟說，因此形成了景教有多種語言文字文書的狀況。

除儀禮之外，文書中還有宗教故事、贊美詩、信函、哲學文獻、醫方、護身占卜文等，讓林麗娟最驚喜的是哲學文獻和醫方。 上世紀初，德國探險隊曾在西旁景教寺院遺址中，盜掘、掠走一大批珍貴的景教文書，其中包含7件敘利亞語文書殘片，但因破損較重，其內容沒有被釋讀，一直保存在柏林。2021年，林麗娟通過對多件殘片的綴合、釋讀，發現其中包含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所寫的《范疇篇》第十章的部分內容。

“這些殘片所處的年代應該是公元9世紀至13世紀的高昌回鶻政權時期，這是目前國內已發現的《范疇篇》中，最早傳入中國的文本。在這座遺址里，或許還有更多關于亞里士多德作品的遺存有待發現。”林麗娟說，敘利亞人有博采眾長的特點，擅長翻譯他種語言文字著作來學習和傳播知識。

德國探險隊還在西旁景教寺院遺址發現了醫學文書殘片，其中包含用于治療脫發、抑制毛發生長過盛等醫方。林麗娟認為，景教信奉者對醫學非常熱衷，從一些醫方中可以看出其內容來源于希臘—羅馬醫學傳統。

“借助掌握多種語言的優勢，敘利亞人曾把大量古希臘醫學著作翻譯成敘利亞語版。在傳播過程中，部分藥方可能做過簡化，但仍保留了希臘藥方中最主要的幾種藥材，它們在生活中較容易找到，方便人們治療常見病痛，實用且易于傳播。”林麗娟說。

從記載和研究中，可以看出景教傳教士幾乎都掌握一定的醫術，在景教諸多的傳播方式中，行醫治病、救撫孤寡十分常見，這也是它能夠在古代長期存在并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通過對西旁景教寺院遺址出土文書的釋讀，研究者還發現當地的景教信奉者同時使用十二生肖紀年、敘利亞紀年、粟特紀年三種歷法，進一步印證了這里的多元文化匯聚特征。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榮新江曾說，研究吐魯番學，首要研究出土文書，研究出土文書，首要讀懂其中讓人眼花繚亂的多種語言文字，尤其是不再被使用的“死文字”。近年來，我國對培養古代語言文字研究專業人才的力度不斷加大，一批批青年學者對吐魯番出土文書的釋讀、研究能力不斷提升，為深入探索古代宗教史、古代人文及自然科學、東西方文明交流互鑒等，提供了越來越豐富的資料。

唐朝墩古城遺址內景教寺院壁畫殘存部分。石榴云/新疆日報記者 銀璐攝

景教在中國呈現的融合之態

吐魯番在歷史上很長一段時期是國際化都市。這里已經發現不同歷史時期的各類文化遺址200余處，可移動文物4萬多件。從這些留存在古代城址、墓葬、石窟、宗教寺院等遺址里的文物中，可以看到在過去漫長的歲月里，吐魯番一帶至少使用過18種以上的古文字、25種語言，在東西方多元文明的長期交匯中，薩滿教、祆教、佛教、道教、景教、摩尼教等都在這里留下了傳播發展的足跡。

“吐魯番學研究受到國際學術界的長期關注。因為擁有豐富且罕見的文化遺存，它的研究涉及考古學、歷史學、語言學、宗教學、藝術學等多學科，西旁景教寺院遺址正是近年來的一個典型代表。”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游自勇說，當下這種跨學科的綜合研究，有效推動著我們多維度認知、多層次理解、多角度看待古代新疆地區的社會面貌、文明場景，還原歷史真實。

從多個文化遺址的遺存看，多種宗教交融并存的狀態，為古代吐魯番一帶的文化藝術發展帶來積極影響，景教題材的壁畫就承擔了記錄古代生活圖景的功能。

在高昌故城東郊的景教寺院遺址殘壁上曾發現三幅壁畫，一幅畫上有深目高鼻、頭發卷曲的景教傳教士，還有幾位手持花枝的當地信奉者，此畫展示了當時進行宗教活動的情景。另一幅畫著一位紅衣女子，從她穿的服裝樣式看似乎是回鶻人，壁畫繪制風格與中原地區的唐代仕女圖極為類似。

“景教傳入中國后，和其他宗教一樣呈現中國化的現象，與本地的文化特征逐漸緊密結合，這在壁畫繪制內容、技法及文書記載內容上都有體現。”游自勇說，“在西旁景教寺院遺址里發現佛經、道經，有一種可能就是景教信奉者也會通過閱讀其他宗教文獻了解當地文化，進而發展自身，否則很難解釋為什么景教遺址里會有其他宗教文獻。”

西旁景教寺院遺址的建筑方式也體現著本地化的融合之態，它的布局呈南北向三組并排，符合西亞、中亞地區景教建筑的“三殿式”特征，但建筑技藝比如斗拱、榫卯等又是源自中原地區且在吐魯番本地流行的。

2023年，考古人員在奇臺唐朝墩古城遺址內一座寺院遺存的墻面上，清理出約15平方米的景教題材壁畫。畫中有帶十字架人像、騎馬人像、帶翼天使等，技法有唐時期風格，另外壁畫所在的廳堂內有唐代高等級建筑材料蓮花紋方磚，顯示出中原地區建筑特點。

中國人民大學教師、唐朝墩古城遺址考古項目負責人任冠認為，在唐代至元代時期，景教在新疆曾與佛教有過密切的交流聯系，佛教對景教的影響也加速了景教的中國化過程。

唐朝墩古城遺址內景教寺院壁畫殘存部分。資料圖

“景教壁畫中使用了蓮花紋樣，尤其是腳踏蓮花的人像，明顯借鑒了佛教壁畫藝術元素；景教寺院內出土的鎏金銅像造型與佛教僧人形象很接近，出土的拱形陶器外形類似佛教的擦擦（泥質的小型佛像或佛塔）。”任冠介紹。

這種景教與佛教的關聯，在其他遺址的文物上也有體現，出土于霍城縣阿力麻里故城遺址附近的景教石刻上，有十字架標志和敘利亞語銘文，下配蓮花承托。這種設計是景教在當時吸收了佛教藝術的體現，這種石刻也是新疆歷史上多種宗教融合發展的見證。

自2022年起，西旁景教寺院遺址的保護和展示利用工作已經開展。據吐魯番學研究院考古研究所負責人王龍介紹，目前遺址的保護圍欄和考古工作站已經建成，吐魯番博物館內也布置了考古新發現展。此外，遺址博物館建設項目也在積極推進中。

除了景教文書，這座遺址還有大量壁畫、木制品、陶器、漆器、玉器、食品、植物遺存等，從還原古代社會真實面貌的角度講，它們是對文獻記錄內容的有效補充。接下來，文物保護工作者計劃從建筑考古角度對遺址做復原研究，或許未來能夠讓公眾通過科技展示手段，看到這座景教寺院的昔日樣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