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洛日報 - 商洛之窗訊（劉作鵬）“商山四皓”自司馬遷《史記》和班固《漢書》記載后，便不斷被歷代文人墨客評論演繹，逐步形成一種影響深遠的四皓文化。南北朝以后，商洛的州治移至商州，商州城逐漸成為商洛政治文化中心，往返于商于古道上的高官文豪都在商州停留，絕大多數四皓詩文都是唐、宋、元、明、清時文人在商州游歷四皓廟后所創作的。
　　四皓事跡并不多，但從西漢之后，有關四皓的話題廣泛出現在傳統典籍、史論和詩詞歌賦中，成為一種洋洋大觀的傳統文化，作為四皓文化發源地——商洛，我們應深入研究和傳承四皓文化的內在精神和豐富含義。特別是在商于古道文化產業開發中，應加強商州四皓文化景區的建設，打造四皓文化研究基地，以推動四皓文化的研究發展。
　　四皓曾在商山隱居，人們為紀念四皓，在商山腳下的商鎮也建有四皓廟，與商州四皓廟并存。值得研究的是透過這兩處四皓墓，可以探究四皓當年隱居路線和四皓文化的影響。兩墓并存，不僅是歷史事實，也說明四皓文化在商洛文化發展中的重要地位。打造商于古道文化景區應該尊重歷史和傳統。兩處遺跡管理者和商州、丹鳳文化研究者應該把兩處遺跡打造成各具特色、各顯魅力的文化景區。本文根據有關史料，對商州四皓廟做個簡略梳理，以達到拋磚引玉作用。
　　據清代乾隆九年王如久編《直隸商州總志》記載：“四皓廟，在金雞原。有唐柳宗元、宋王禹偁撰碑。明商洛道蘇浚、知州王邦俊、太仆馬理俱有記。”這段史料說明，商州四皓廟所在地宋代稱金雞原，廟內有唐代詩文大家柳宗元、宋代商州地方官王禹偁為四皓廟寫的碑文，明代商州地方官蘇浚、王邦俊、馬理為四皓廟寫的記文，是唐以后歷代官員祭拜四皓的主要廟宇。
　　比《直隸商州總志》更早的明嘉靖二十一年(1543)陜西巡撫趙瑞廷編撰的《陜西通志》記載得更具體：“四皓墓，在州西三里。有四冢，冢前有廟，廟中有古今碑刻詩文。”這說明四皓墓原來就有四座墳墓，墓前建有廟宇，廟內刻有古今名人的詩文。這個記載與現存商州四皓廟的現狀相符，四座墓在后，廟在前，廟前還有古柏。
　　《直隸商州總志》記載的唐代柳宗元為四皓廟撰寫的碑文，似有錯誤。查閱歷代《柳宗元文集》均未發現此文。根據西北大學文學院教授、中國唐代文學研究會原副會長閻琦先生考證，《四皓贊碑》應為柳宗元父輩作家梁肅所寫。其理由是，在宋代人編輯的《梁肅文集》中已有此文，《全唐文·梁肅集》中也存有此文。地方志和《全唐文》比較，其權威性和可靠性遠遠不及后者。由此可見，《四皓贊碑》應為梁肅所寫無疑。梁肅是唐代古文運動的重要先驅，中唐時期著名的古文家，他的創作和作品對唐代古文運動產生了重要影響。
　　古籍所存的商州四皓廟碑文中，宋初詩文大家、商州團練副使王禹偁的《四皓廟碑》，對四皓廟記載最為具體：“辛卯歲，余坐事解制誥職。翌日，有商于二使之命，下車拜廟于西山之側，退立廊廡，古碑在焉，自唐御史大夫贊皇李公而下作者若干人，因歷覽之，美則美矣，敘先生之道似有未盡。就館濡筆，申之以碑。”此文不僅載明四皓廟的具體地址，還證明了晚唐宰相李德裕等多人寫有四皓廟碑文，可惜的是，李德裕之外的碑文，因沒有提到名號而未曾考證。
　　商州四皓墓四座墳塋，早在唐代就有記載，大詩人李白于天寶五年(746)離開長安去洛陽漫游，途經商州時游覽四皓墓，因感其荒蕪，作《過四皓墓》曰：我行至商洛，幽獨訪神仙。園綺復安在，云蘿尚宛然?；臎銮Ч袍E，蕪沒四墳連。可見，李白當年游歷商州四皓墓時就有四座墳墓。據查閱李白年譜，李白這次到商洛并沒有沿商于古道往東，而是從商州拐到洛南前往洛陽，所以，《過四皓墓》應為在商州四皓墓所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