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根憲
　　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誤認為我國核桃為西漢時張騫從西亞、東歐等國外引入，這種說法均源于西晉時張華所著《博物志》中“張騫使西域還，乃得核桃種”的記載，至今有2140年的歷史。相傳張騫從西亞的伊朗、印度帶回核桃后，先栽植到京都長安御花園，由于氣候不適，后移植至秦巴山區，隨之逐漸擴散到北方廣大地區。據此，后世的本草、農史書、歷史文獻以及現代有關林業果樹等方面的志書或教材，亦多以此照抄入書，認為中國核桃的唯一來源是張騫從西域帶回種子，以后廣為流傳。明代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稱：“此果本出羌胡，漢時張騫出使西域始得種還，植之秦中，不適。漸及東土，故名之。”筆者查閱了大量文獻資料，分析了張騫出使西域的歷史背景、過程，結合我國有關專家考古發現和對古生物的研究結果，認為我國是核桃的原產地之一，商洛是我國核桃原產地之一，并非從國外引入。
　　張騫作為漢武帝的特使，曾三次出使西域諸國，從事文化、政治、外交活動。第一次出使為公元前139-126年，中途被匈奴拘禁10年，回到長安僅有二人。第二次未能到達西域。第三次約在公元前115年(歷經三年)出使烏孫(今新疆伊寧以南、溫宿以北地區)。可見張騫第三次的活動范圍主要是在新疆、甘肅、青海、內蒙古一帶。西域距長安路程非常遙遠，且處于當時的歷史條件，交通不便，僅靠騎馬行走，歷盡坎坷，無任何保存設備，從印度、伊朗等國外帶回核桃栽培繁衍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即使從國外帶回核桃種子，途中長達多年時間，含有高油脂的核桃種子會變質不能發芽成苗，若帶回的是苗木或枝條，也會在途中干枯死亡。從史料來看，“張騫從西域帶回核桃”之說為后人補記。張騫死于公元前114年，距《史記》成書僅相距17年，并無張騫帶回胡桃的文字記述。而距張騫出使西域300年后西晉時的張華，在他所著的《博物志》一書中，未講任何依據而說張騫帶回胡桃種，是無史實依據而貿然加給張騫的。“西域”一名始于西漢，廣義為亞洲西部及歐州東部一帶，狹義指我國玉門以西及蔥嶺以東，包括內蒙、新疆、甘肅等廣大地區。
　　從考古和古生物研究來看，核桃原產于我國。考古學家在山東省臨晌縣城東20里的山旺村，發現的山核桃、核桃化石，說明遠在1500萬年以前，核桃已是生長于我國的古老樹種。至今我國西北、東北、西南各地以及陜南秦巴山區還生長著不少野生核桃。尤其是新疆，在伊寧、鞏留南部的前山峽谷中，生長著成片的核桃林。考古工作者1954年開始發掘的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部落遺址，經北京農業大學和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反復試驗鑒定，土壤中有大量花粉粒存在。1980年5月17日，河北省文物考古隊在河北省武安縣磁山村距今七八千年原始社會遺址，出土了遺存的炭化核桃堅果殘殼。1979年，河南省密縣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出已炭化的核桃、麻櫟和棗。上述考古發現充分證明我國黃河流域在7000年以前就有核桃的生長分布。商洛核桃，歷史悠久。商洛山區的氣候、雨水、土壤最適宜于核桃的生長，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加上山區農民的勤勞純樸，使商洛成為久負盛名的“核桃之鄉”。據《洛南縣志》記載，早在2000多年前的漢代，當地百姓就有種植。唐代已是“果之甚者，莫如核桃”。北宋《本草衍義》中記有：“核桃風發，陜、洛之間甚多”。《直隸商州志》也有：“商洛果之最甚者，無如核桃”的記述。可見其歷史之久遠了。
　　綜上分析認為，張騫自國外帶回核桃之說缺乏史料依據，據地理分布和考古發掘及對古生物的研究，確切證明我國為世界核桃原產地之一，距今至少有7000年的歷史。我國核桃最早應該起源于黃河流域(陜西、河南、河北)和南疆(新疆的阿克蘇、和田、喀什)地區。因商洛距西安半坡遺址不足100公里，所以商洛也應是核桃最早種植的地區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