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商洛地區之所以成為重要的人口遷入區，與其所處的獨特地理位置、自然條件、人口分布狀況等有密切關系。首先，這里位于丹江上游，既是一個封閉的地區，又可通過丹江通道和江南相通。其次，陜南地區氣候適中，雨水充沛，自然資源豐富。其三，明末清初，陜南地區天災不斷，兵事連年。明朝末年這里是李自成農民起義軍與明朝統治者反復較量的主戰場。清初，這里又是白蓮教起義與清軍浴血奮戰的地方。連年的天災兵燹，使境內人口大量死于戰亂或逃往異鄉，導致人口銳減，到了“地雖廣而無力可耕，官雖設而無民可治”的地步。同時，為了遏制民眾對鄭成功義師的支援，清政府于順治十八年頒布了《遷海令》，強制遷徙瀕海居民到內地，史稱“湖廣填陜西”，其中一部分遷入到商洛。康熙年間，政府鼓勵移民墾荒，先后頒布優惠條文，并規定“滋生人口，永不加賦”。這樣以來，對于農業開發程度高，經濟發達地區無地或少地的農民來說無疑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再加上“賓至如歸、主無欺客”的良好社會環境，使之成為遷入的最佳地區之一。如今，在湖北武昌、黃州(黃崗)，安徽潛山、六安州和陜西商州還流傳著“湖廣填陜西”的種種傳說。據舊書所言：土著之民十無一二，湖廣客籍約有五分，廣東、安徽、江西各省約有三四分，五方雜處。商州人統稱這些移居于南北山區的各省客民為“下湖人”。南方人口的大量入境，使商州人口迅速增加，到光緒初年，形成商州人口的第一個高峰，總人口為31萬多人。由于南方移民多，他們至今還保留有南方人的生活習慣和語言特點。這些“下湖人”大量進入了商南、丹鳳、鎮安和柞水縣境內，其中以湖北、安徽、江西等地的災民為多。這些移民入境定居，不僅使境內人口大增，而且帶來了江南文化、藝術、習俗，并很快與北方的文化、藝術、習俗交融，使這塊土地更具有北方的南方、南方的北方特征。
　　大批“下湖人”入商后，人口、耕地迅速增長，引起了商洛經濟的大變革。糧食產量由自給自足而逐漸發展到自給有余，勞動人口的增多，不僅使許多荒山曠野乃至人跡罕至的地方得到了開辟，而且也使生漆、桐油、木耳、藥材等土特產品生產和手工業生產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尤其是開發丹江水運和金錢河水運，為生漆、桐油、藥材、龍須草等土特產品開辟了市場，促進了人口的發展，出現了商洛人口史上的高潮。